“自从我生病，就一直在考虑遗嘱的事情，和李禄沟通了几个版本，”杨忠缓缓地说，“最后定下了一份很特别的。”
“你还记不记得周琴，”他突然问杨恪，“我好像没跟你说过，知年是周琴的孙子。”
杨恪看向杨忠，杨忠的面上带着满足的微笑，他的皮肤是小麦色，但有些透明，皱纹和斑点东一片西一片，像一种在皮表接触蔓延的疾病。
“回国后，我一直托入找周琴，但时隔太久，很不好找。一直到几年前，你爸爸的同事发表了一篇三文市地民族志，里面讲到了早逝的周琴的事。
“她只留了知年一个后代，我就想办法把郁知年接来了。”
“忘了有没有告诉过你了，她其实是来我们大学食堂打工的，”杨忠微微眯起眼睛，仿佛陷入回忆之中的平凡老人，“我走的时候，她给我的钱，是她拿的别人给的彩礼钱。所以送完我，她就回家了。身体不怎么好，三十多岁就身故了。”
“她是我的恩人，也是我唯一的爱人，于情于理，我都该给她回报，”杨忠看着杨恪，说，“我问过知年了，他很喜欢你，是爱情的那一种，他很愿意接受我这样皆大欢喜的安排，接受我的遗产。”
“等过几年，我走了，就没人能看着你们、照顾你们了了，”杨忠说，“这么想想，真是不舍得走。”
由于阳光和冷气，书房内冷热交加。
他从书桌上拿起一份文件，递给杨恪，笑了笑：“来，杨恪，看看爷爷的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