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征用二楼的书房，多摆了几个花瓶，将三只不同的杯子分别放在吧台、茶几旁和橱柜里。
当天晚上，杨恪在翟迪的公司参加会议，杨忠像鬼魅似的，忽然打来了电话，嗓音一扫杨恪探望他那天的嘶哑和愤怒：“杨恪，爷爷恭喜你们。”
“跟你没关系。”杨恪冷淡地说。
“怎么没有关系，你们高兴，爷爷就也高兴，知年今天可乐坏了，”杨忠仿佛得知喜讯，比往常更有中气些，喜悦地告诉杨恪，“我决定再稍稍动一动遗嘱，知年搞你爸爸搞的那些社会学，赚不到什么钱。你们结婚后，股份的分红，还是先归到他名下。”
杨恪对那份遗嘱内容毫无兴趣，感到烦不胜烦，让杨忠想改就自己找律师改，不必通知他。
挂下电话，管家又发来消息，说郁知年在客厅睡着了，叫了一声醒了，又马上睡着了，只好给他盖了条盖毯。
杨恪觉得头大，很麻烦，散会回家，发现郁知年仍然四仰八叉躺在家里沙发上，站在旁边看了看，不知道怎么处理，把暖气调高了两度就上楼了。
第二天郁知年是从自己房间里走出来的，大概半夜醒来自己回房去了。
搬到一起后，郁知年通常坐杨恪的车上学。
冬季赫市天气不好，学校在郊区，公共交通不便，杨恪已在翟迪的公司半入职，有时下午不在学校，傍晚也会去学校接郁知年回家。
那时一切都还很平常，杨恪二十二岁，郁知年二十一岁，两人朝普通的婚姻生活发展。
郁知年周末会被杨忠的司机接去医院看护，一次周日晚上，杨恪在医院附近见投资人，看时间差不多，便给郁知年打了电话，问他要不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