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赫市的雪也很大，杨恪来公司里，工作间隙，十分随意地告诉了翟迪这件事。
翟迪愣在当场。
“你要和他结婚？”翟迪回过神来，这么问他，“已经搬进你家了吗？”
杨恪说是，又没什么表情地说郁知年：“吵得要命，搬了一堆东西进来。”
翟迪仍有些困惑，他知道杨恪的爷爷是谁，清楚遗产金额必定巨大，但杨恪的经济已经dú • lì，且非但从未表露过对遗产的渴望，甚至提起过对爷爷财产的厌恶。因此翟迪忍不住问杨恪：“你打算按照遗嘱办，继承遗产了？”
“嗯，”杨恪当时看起来很冷静，像平日里交流工作似的说，“把那些东西给他。”
杨恪的话说得暧昧，有许多可理解的角度。再往后过了许久，翟迪恍然发现，他理解出了错误的一种，但细细回想，他觉得这也不全是他自己的错。
和郁知年同居后，杨恪的变化并不大。
大学毕业，正式入职公司，杨恪天天待在办公室办公，最早到，最晚走，根本不像个在恋爱的人。
唯独有一次，在大约入职半个月左右时，他们和一间跨国公司的负责人开视频会，开到凌晨，翟迪当时的女朋友来公司等他，会议结束，他们走出去，隔着玻璃，看见她在休息室的沙发上睡着了。
当时杨恪并未表现出什么异常，只是在第二天，两人见了一名投资人，一起去公司附近的餐厅吃午饭时，杨恪突然问他如果每天不想见面，是不是就是不大喜欢。
翟迪脑中警铃大作，立刻告诉杨恪：“那肯定啊，喜欢当然是天天都想见面。”
“你要是不想见郁知年，”他劝诫，“又不想要钱，这婚结了也没什么意思。”
“不是我。”杨恪干脆地否认了，像没问过一样，开启了工作的话题。
虽然这段对话很短，但杨恪很少问翟迪这类问题，翟迪便一直没有忘记，认为这是杨恪为是否该继续这场婚姻而感到左右矛盾的佐证。
翟迪第一次对杨恪的情感产生一些怀疑，是在郁知年回国的时候。
那时杨恪准备和郁知年注册结婚，刚好赶上公司筹集资金的时期，人人忙得脚不沾地。翟迪原本劝杨恪等过一阵子空下来，顺便能度个假，哪怕不是和喜欢的人，去享受假期总是好的。不知为什么，杨恪硬是不愿意，压缩安排，挤出了一天，非要在两年满期时便与郁知年注册。
订好的注册日，翟迪一天没收到杨恪的消息，致电关心，杨恪没接。
到了很晚，杨恪才给他发消息，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休息两天。
翟迪觉得在结婚这天生病，未免有些倒霉，又打电话过去，杨恪接了，听起来有些疲惫，说自己没什么事。翟迪问他：“郁知年在照顾你？”
杨恪沉默了一会儿，告诉翟迪：他回国做项目了。他说话的语气和往日没区别，但翟迪听着，不知怎么，心里一惊，忽而觉得杨恪和郁知年之间，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不过过了两天，杨恪回来上班，又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仍旧加班到很晚，情绪稳定。翟迪又觉得自己或许是想得太多了，不再放在心上。
直到半年后的一个晚上，翟迪准备上床睡觉，突然接到杨恪电话，坦白做错了事，说为了和郁知年结婚，谎称公司经营不佳。
“他问我是不是公司出问题，”杨恪说，“我承认了。”
杨恪没说太多自己和郁知年之间发生的具体事项，主要是来找翟迪道歉，提及可能会对公司造成名誉上的风险，但若最坏的情况发生，他一定会承担责任。
翟迪震惊和困惑之余，觉得有些好笑。
此时此刻，他才发觉杨恪的许多他感到反常的行为，都得到了解释。
依照翟迪看，杨恪的恋爱谈得实在有些狼狈。
遮遮掩掩，欲盖弥彰，每一件事都像努力在做，总是做不到点子上。杨恪甚至向翟迪的姐姐要了婚礼策划的资料，但后来也没用到。没过多久，德钦集团的股东起诉的新闻便闹得沸沸扬扬。翟迪从新闻稿件上看见杨恪的家务事，心情也很是复杂，和杨恪一起，对投资人做了许久的解释，将公司名誉拉回正轨。
不过自六月以来，虽说郁知年又跑去偏远地区做项目，杨恪的婚姻关系却似乎终于有了好转。
翟迪恋爱经验丰富，深谙追求之道里，最重要的就是唤起对方的怜悯，指导杨恪多多展示自己工作的艰辛，后来便时常听见杨恪给郁知年打电话，诉一些没必要诉的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