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民营经济逐渐壮大，产生了与国有科研单位合作的愿望，也具备了合作的实力。相比之下，国有企业与国有科研单位之间不需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进行合作，它们是更习惯于通过体制来促成合作的。
其三，由于体制的变化，在一段时间内，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跟不上gd的增长，财政收入占gd的比重一度从80年代初的30，下降到90年代中期的10。财政收入占比的减少，使得依靠财政生存的事业单位经费陷入极度紧张，不得不自谋生路。
与企业开展合作，就成为许多科研院所和高校的无奈选择。
在80年代初的这个时间节点上，上述的三个条件都不具备。高凡向化学系的领导提出合作要求时，化学系领导一方面是嫌沧化公司太小，觉得没什么合作的余地，另一方面则是顾忌国家政策，不知道这种合作是否符合规定，因此拒绝了高凡的要求。
不过，当高凡提出由沧化公司设立科研课题，请化学系学生参与研究这样一个提案时，化学系的领导还是给予了许可。
在他们看来，学生参与沧化公司的课题研究，相当于实习，这在学校里是完全合理的。至于对方表示要给学生发劳务费，在以往的实习中偶尔也碰上过，这属于政策边缘的事情，学校一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毕竟，学生太穷，这是谁都知道的事情。如果有单位愿意给学生发点劳务费，补贴一下学生的生活，学校又何必干涉呢？
高凡提出这样一个方案，纯粹是灵机一动。他想用这种方法，在学校的管理体制上打开一个小缺口。
这一回是雇佣几个本科生帮忙，下一回就可以雇佣几个研究生。再往下，就可以请老师参与，哪怕是以指导学生实习的名义参与也可以。
国家的政策是越来越松的，这一点高凡非常清楚。等到政策再松动一点，而学校也看到了这种合作模式的好处，那么与高凡进行更深入的合作，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