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多不过多花钱嘛！
最重要的是，刘彻想通过这一次主导褒斜道工程，展示给这个的时代的精英政治家和统治者们另一种工程建设方式。
反正花的不是汉室朝廷的钱，不管刘彻怎么胡闹，也不会有人意见。
而一旦成功，毫无疑问，这将给整个天下做了一个相当正确的示范。
这个示范，就好比后世天朝改开之初的深圳之于整个天朝。
自古以来的例子都证明了，我们的先人，对于优秀制度和有利的政策的接受能力和学习能力，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譬如商君变法成功，即使商鞅身死，而其所立下的制度却从此没有改变过。
秦朝灭亡了，但它的政治结构和法律却被稍稍改动后就成了汉室的制度。
在两汉时期建立起来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也一直被后世沿用。
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度更是成为之后历朝历代的标杆。
由此可见，我们的先人，奉行的一直就是实用主义。
管他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的，就肯定是好猫！
只要有利的事情，他们尝试了以后，基本上就不会扔掉！
而在这些过程中，那些不利的东西，不断的被淘汰出去，每一个制度，每一个政策，从开始到最后终结，都会变得连让它的开创者都认不出来那是他弄出来的东西。
即使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像中国人这么爱折腾，爱尝试的民族，也并不多！
刘彻一直觉得，要是没有蒙元南下，满清入关，后世的地球，恐怕早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了。
刘彻把程郑婴刚安抚下去。
关中的擅权们就急了。
诚然，蜀郡那边的铁、粮食和丝绸还有食盐，都是关中需要的。
但那时关中人民需要的！
不是关中商人需要的！
老实说，一些关中商人们的思维很简单，他们就想守着关中这一亩三分田过日子。
外面的别进来就行了！
但外面的人偏偏在不断的进来。
这几十年来，关中的商人其实也是在不断的洗牌。
尤其是汉室天子喜欢把天下的富商豪强往关中迁徙，这些人带着巨额的财富而来，即给关中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带来了一批新的竞争者。
三十年间，整个关中不仅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就连商人的势力，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不知道多少老牌豪门衰落，而新的势力崛起。
别的不说，两年前新君登基，那批依附老臣的商人，反应不过来的，就统统被淘汰掉了。
在这样的局面下，胆小的保守的自然是畏畏缩缩，拒绝一切改变，甚至想通过封闭函谷关的商道，禁止关东商人进出函谷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
但是，那些雄心勃勃，愿意尝试，愿意冒险的人，就不这么想了。
在这个时候，有人连匈奴的买卖都敢做。
难道还会怕一个蜀郡？
对于这些人来说，只要能赚钱，没有他们不敢做的买卖！
凿开褒斜道，就意味着整个关中经济圈与蜀郡经济圈开始融合。
蜀郡的丝绸、食盐、粮食和各种‘特产’都将涌入关中。
只要抓住一个机会，获得一个时机！
那么……
陈当时在心里紧紧的握着拳头，看着在他身边的两个擅权。
陈当时是直市的擅权。
同时还是新移民，他的父辈是在十年前从临淄被迁徙到霸陵的。
能用十年时间就成长成为一个关中举足轻重的大商人，从长安错综复杂的环境以及犬齿交错的贵族利益博弈的夹缝里，能谋夺坐稳直市擅权这个位子，这说明，陈当时不管是胆识也好，还是魄力也罢，他都远远的超越了他的同龄人。
这些年来，陈当时一直在直市等待着机会。
等待着一个两年前新君登基，关中商贾势力洗牌的机会。
当年，他就是靠着新君登基的机会，挤走了前任，坐上直市擅权，从而获取了参与关中博弈的机会。
半年前，还是皇子的刘德入主直市，就让他看到了这样的机会。
是以，在直市之中，他一直都跟那时候还只是皇子亲信的张汤保持密切配合，同时也了解到了皇子刘德是个值得投资的好对象。
正是在他的配合和游说下，整个直市所有商人都全力配合张汤的管制。
奈何，张汤身边有了一个田甲，他无缝可插，只在张汤面前混了个脸熟。
但这一次，已经是太子，还改名刘彻的那个曾经的皇子，召集他到上林苑，就让他看到了机会。
一个挤垮以前的老势力，上位成为关中大商人的机会！
因为，陈当时非常清楚，也很了解关中的商人生态。
与其说，关中的商人是靠做买卖盈利，倒不如说，关中的商人是靠着自己抱着的大腿发财的！
所有关中的商人，其实都是寄生在长安的寄生虫。
长安的及其周围猬集的百万人口，才是商人们的中心。
其他六十多个县的一切商人都是为了长安而存在的。
但偏偏汉室有个少府，天子可以操控少府，用少府储备的巨大的财力物力，瞬间完成对长安物价的调控。
这就导致了，大部分的关中商人，其实正常盈利手段少的可怜。
想跟关东一样，通过囤积商品，制造物价的拨动，根本不行。
就以陈当时掌握的直市为例，柳条的编织品要是太贵的话，少府闻到血腥味，立刻就能投放数万甚至十数万的编织品。
分分钟就能把商人们的图谋搞破产。
所以，想赚钱，就得买通官府，让官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即使如此，还不能做的太过了。
于是，长安的商人，大多数都开始经营子钱买卖了。
通过放高利贷来获取高额利润。
而想放高利贷，没有官府背景，没有一个厚实的大腿，怎么能保证一定能收回本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