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瑟奇道：“不会吧！天下清明，岂不是好，这我倒不懂了。”
杨荣道：“你记得我曾答应过你，令你赠的银两一文不少，都用在百姓身上的事吧？”
李瑟道：“当然记得。大人英名传天下，我是相信你能做到的。”
杨荣道：“可是要不是士奇兄帮忙，我就会闹出大纰漏了。”
李瑟道：“呃？”知道里面肯定有大文章了。
杨荣道：“我任杭州知府期间，纪律严明，殚心竭虑为百姓做事，虽获好名，可是却收效甚微。贪官污吏，斩之不尽，杀之不绝，见我严厉戒贪，虽不敢再行明目张胆的贪污，可是却行事更加隐蔽诡秘，令人防不胜防。每到我政令一下，他们就变着法儿的耽搁延误，我却不易抓住他们的把柄，说来我对杭州的百姓，亏欠甚多啊！没有为他们做什么事情。”李瑟听得愣住。
解缙道：“廉所以戒贪。我果不贪，又何必标一廉名，以来贪夫之侧目；让所以戒争。我果不争，又何必立一让的，以致暴客之弯弓？此诚君子之戒！”
李瑟听了固是一震，大受启发，杨荣也一怔，道：“解兄果然不愧才子之名，说的话确有见地。”
杨荣又道：“我在杭州办事，处处受到掣肘，这些人见我挡了他们的财路，便连起手来要赶我走。涝灾一到，他们更是处处和我作对。银子不被人贪污，可是事情办不好，那又有什么意义？幸好士奇兄驾临杭州，一番教诲，令我茅塞顿开，才完美的交了差事。这次我回京再入文渊阁，理事再不鲁莽了，圣上说我‘太过耿直，行事失度’，原来大有道理啊！”
李瑟道：“请教了，大人如何治好那些官员的？”
杨荣道：“士奇兄请阐发高论吧！”
杨士奇笑道：“什么高论，我只一心为民办好事情而已。要说这些官员，是颇难驾御的，如果以‘贪’字衡量天下官员，我看那是天下无官不贪，我们的俸禄太少，越是官大，开销越是不足，不过有良心的官员，收受的少罢了。何为好官？只要专心做事的官员，那才是好官，人心贪欲，除少数之人，盖未可免，国家制度，无论如何严酷，终究还要人来执行的，那样就有人情可循。观千年来的制度，讲究情理法三字，情在法前，那样岂能杜绝‘贪’字？唉！如果后世能做到法不由人，法在情理之前，那样恐怕才是廉洁盛世呢？”
几人听了都是点头，杨士奇又道：“我对待属下，讲究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身正，教导他们。不过荣兄和我不同，我建议荣兄，对于讲义气的官员，那么就和他做朋友，告诉他如果拿他当朋友，那么善待百姓，便是对他的义气。各种官员，对待的方法不同，不能都一概视为下属，只拿法律压人，且要温和的和他们讲究情理，毕竟官员们都是读书人，大多数都是好样的，不过官员的俸禄实在是太少了，我们几人都有皇上赏赐的庄园，否则，以我们的俸禄，能够养活家人吗？”
李瑟不知道他们的俸禄是多少，不过料来杨士奇不能胡说，想起自己对官场的事情了解不多，但在薛瑶光那次聚会的时候乱发议论，大是羞愧。
杨荣道：“不错，我在杭州受士奇兄的教诲后，便改变了行事的方法，以前别人宴请我，我都是不去的，如此成了孤家寡人。除了和属下谈公事外，一点没有往来，如何能够做到知人善任呢？而且以前我太过清明，别人见了我，只想躲着我，君子小人，各有用处，只有各用其道，方为正理。何为好官？能吏方为好官！我只是捞得一个清明的名声，可是说到功绩，却是没有，那算什么好官呢？中庸之道，和光同尘，才是最好的办法啊！”
解缙道：“廉官多无后，以其太清也；痴人每多福，以其近厚也。故君子虽重廉介，不可无含垢纳污之雅量。虽戒痴顽，亦不必有察渊洗垢之精明。况且身陷好名欲的官员也不在少数，他们只为求得自己的清名，做事不知变通，那如何才能做好事情呢？”
杨士奇道：“此言诚是，办好一件事情不容易的，一旦陷入一个标准看待问题，那么便不容易成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