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4，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另见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71及唐纳德·吉尔克里斯特，《要塞突击队》（爱丁堡，1960），页5—6。越战中，一名观察机驾驶员每帮助炮兵击中一次敌军，都会“像牛仔一样大喊大叫”。托拜厄斯·沃尔弗，《军旅险恶：战败记》（伦敦，1994），页131—132。另见琼·奥普林格，《一个步枪排长的越南山地回忆》（北卡罗来纳，1993），页57。
曾有人把shā • rén比作拍电影。一战时，英军皇家燧发枪团就命令埋伏在一家农宅中的机枪手“给灰魔拍特写”，就好像那天是加冕日，要“狂拍一通”。他接着说：
农场就好像成了“大屏幕”，从水渠的桥上往下看去，那景象绝对忘不了。“灰魔”成百地倒下去，然后又一批批地冲过来送死。引自哈代教士，《英国战士：勇气与幽默》（伦敦，1915），页37。
1918年，《星条旗》杂志引用一名中士的话说，打仗“就像过电影”，步兵“态度安详地向前推进，没人敢阻拦……他们队形严整，小步疾行，未敢松懈”。“搞电影的人看到这场面，一定乐坏了，”另一名中士感叹说。中士亚历山大·伍尔克特，“随潘兴出征”，《星条旗》，1918年9月20日，引自赫伯特·米特冈（编），《全民武装：从内战到朝鲜战争——一个美国士兵的独白，载军报〈星条旗报〉》（俄亥俄，1959），页110。一名不愿提供姓名的加拿大受访者也赞同这种说法。二战中他曾持枪扫射一艘潜艇上的30名德国兵，以此练习枪法。据他讲，当时的情景“跟电影里一样，就看着他们向镜头冲过来，还没到就向左右倒下去”。无名加拿大士兵，收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89。或见尤金·斯莱吉，《与老友在珀莱琉和冲绳的日子》（纽约，1990），页56及79。在《那片土地：士兵心目中的越战》（1982）一书中，一名刚满18岁的无线电技师告悔道：
我就爱在壕沟里看别人丧命。你听着可能觉得不爽，可我就爱这么看着，也不管外面怎样，就这么枯坐着，手里捧着自制的热巧克力，跟看大片一样。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58。
菲利普·卡普托也说过，杀越共实在太爽了，有如看电影：“你身体的一部分做着一些事，其后果你身体的另一部分远远地看得正清楚。”shā • rén者的注意力不会落在血肉模糊的尸体上；相反，自视为大戏主角的士兵们，会觉得自己是勇猛的武士。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290及305—306。这种“离情”或者“脱节”，能使人变得心安理得。只要想象自己是在幻境，在言谈中就可以避开那些难言的惨状，不仅是别人丧命，也包括自己送他们上黄泉路。
上面许多引文都提醒我们，影片不仅再现、而且也创设了战斗场面。这些影像是如此震撼，以致士兵在打仗时甚至会以为是在拍戏。二战中，威廉·曼彻斯特曾惊讶于太平洋战场上士兵对小道格拉斯·范朋克、艾热尔·弗林、维克托·麦拉格尔、约翰·韦恩和加里·库珀等人的模仿。威廉·曼彻斯特，《告别黑暗：太平洋战争回忆录》（波士顿，1980），页67—68。记者迈克尔·黑尔在谈及海军陆战队员的越战表现时曾说，他们如果知道有摄制组在一旁，“就一定会盘算自己的下步动作，身着带皮领的制服，踩着踢踏舞的步点，带着一身勇武与踌躇，冲进枪林弹雨，还注意不让脸上的丘疹被摄进去……没有丝毫马虎”。迈克尔·黑尔，《战地直击》（伦敦，1978），页169。另见汉斯·哈尔施塔特，《“绿色贝雷帽”：神兵天降》（伦敦，1988），页133。哪怕到了1983年的格林纳达，美军士兵冲锋时仍俨然瓦格纳的模样，仍在模仿罗伯特·杜瓦尔在《现代启示录》（1979）中的队长扮相。威廉·布洛伊勒斯，“好战心理探幽”，《士绅杂志》（1984年11月号），页56。
当然，这样的噱头一般长不了。17岁就加入海军陆战队、随后参加了越战的乔希·克鲁兹对此作如是观：
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7
约翰·韦恩真够厉害。看了他的片子，我们就都以为自己也刀枪不入了。带着这种想法，我们到了……越南，当时人人都想着，“嘿，这下好了，能把他们都干掉。反正我们不会伤着，没人能把我们怎么样。”他们就这么想，直至看到了真相，才知道自己没法应付。“事情不应该这样的。没人事先跟我们打招呼。到底怎么回事？那家伙怎么反弄得我满身是血，而且怎么大叫个不停？”乔希·克鲁兹，其访谈收基姆·威伦森，《一场恶战：越南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87），页61。另见戴尔·班兹及“纳尔逊”，受访于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狱：与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患者的访谈》（北卡罗来纳，1990），页5及19。
还有比这更糟的。沉溺于幻想甚至会搭上性命。战地工程师、“灯泡”哈罗德·布赖恩特清楚地记得，有个诨名“俄州人”的战士，就有典型的“约翰·韦恩综合症”。没上战场呢，他就已经迫不及待了。初次交战，他所在的部队被敌军火力压制，无法前进。“俄州人”可好，想“充当约翰·韦恩一样的英雄”，他想迎着机枪往前冲，可一挺身就被撂倒了。哈罗德·布赖恩特，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25。可见，电影情节既能让人尽兴，也会让人送命。
在离前线尚有几英里的训练营，士兵们会琢磨，“想象和实际的距离到底有多大？我们日复一日，在苏塞克斯的丘陵地带演习……可这和堑壕战有多少不同呢？”科布，《从戎》（伦敦，1916），页4。没有真刀真枪演练过的新兵你问我、我问他，都想知道“刀刺别人身体”到底是什么感觉，并发誓（一战时有个得州士兵也这么说过）能肉搏自己正求之不得，哪怕手中只有把袖珍折刀，只要一声号令，也愿意上阵冲锋。科布，《从戎》（伦敦，1916），页5及约翰·爱德华滋（编），“琼斯中士上战场：美军炮兵日记片段，1918”，《陆军国防季刊》，104卷1期（1973年10月号），页62—63，1918年10月4日条。阿尔弗雷德·布兰德在1916年1月30日写了封长长的家信，描述自己对上阵杀敌的渴望，向往“那即将到来的时刻——和德国佬真刀真枪干一仗。那多带劲儿！杀他几个才过瘾呢。”阿尔弗雷德·布兰德上尉，“与妻书”，1916年1月30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像他这样的士兵不在少数。当被人问起参军缘由时，答案无一例外是：“shā • rén”。无名越战老兵，受访于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17。在罗伊·格林克和约翰·斯皮格尔合著的《千钧重担》中，受访的飞行员也谈到，在出国前会“像河狸般躁动不安”。他们出战欲都很强，以至有人得知自己无法登机时，都不禁流下了眼泪。对战争如此向往，实在是因为他们不清楚真实情况到底怎样。“很少有士兵知道具体的战斗情形，”格林克和斯皮格尔接着写道：
他们满脑子都是好莱坞渲染的浪漫情景，还模模糊糊想当回英雄，得勋带，拿奖章。
即使有人告以实情，“他们还不信”。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44。其求战欲望之强，甚至在没打仗时就已表现得像在交火一样。每次“上天”，都像“要与敌机过招”。所以实飞时横冲直撞，在跑道上机位太紧，做特技时又离地太近。（据有人观察）这是因为他们“有意炫技”。或者说，他们不过想看看“自己驾机水平到底有多高”。帕特森，《战争、作业中的精神面貌：军队管理新法》（伦敦，1955），页88—89。直到实际打起来，他们才“如梦初醒，接受残酷的现实”。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士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332。
初次“见血”前本不该如此折腾，而应代之以更切近实际的思考。下文将要提到的二战著名飞行员理查德·希拉里就说自己第一次上机实战时，心里“空荡荡的，没谱”。“一下子，”他还说：
时间好像不走了。我茫然地看着前面，知道自己就要开杀戒了……虽然知道想也没用，可还是在琢磨，这个将要死于我手的人会长什么样。他年轻吗，是胖是瘦？死时会念叨他们“元首”的名字吗，还是会独自离世，在最后一刻仍不忘自己是个男人？空军理查德·希拉里上尉，引自加文·莱尔（编），《空战文选1939—1945：切身体验》（伦敦，1968），页43—44。另见塞姆·格拉休，受访于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狱：与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患者的访谈》（北卡罗来纳，1990），页118。
不论是希拉里还是其他人，都无法知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战争无疑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好让他们除了空想，还能增生更加狂热的激情。
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8
快意的杀戮
想象中的暴虐之乐，实战中有否减损？多数人会告诉你，“没有。”在对三次战争的描写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读到士兵无论男女，都快意于屠戮。本书中有无数事例可以证明，像下面的一战小兵那样既怕生又敏感的，决非孤例。当他第一次刺中德国兵，“那种极大的满足感……心中狂喜难抑”。陆军威尔弗雷德·科尔耶上尉，“回忆录”，无页码，第5部分，第18章（标为第2章，却放在17、19章之间），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诚然，这不是科尔耶的感受：他在说自己的战友。同样是在一战，陆军少尉达罗也觉得刀挑普鲁士人是件“美妙的事”。陆军达罗少尉的信，收《前线来信：（加拿大商业）银行官员在一战中所起作用之记录，卷一》（多伦多，1920），页241。“杀戮让人恶心，却也振奋人”，一名新西兰工兵这么形容那“无法言喻的快感”。“澳新军团”，《澳新身影：一新西兰工兵日记选段》（伦敦，1916），页121，1915年4月28日条。将军如能让手下的士兵保持“杀戮的快感”，就会受到表彰，哪怕这意味着连巡夜的士兵也要配备带刺的短棒以威吓德国佬。陆军尼尔·蒂特莱中校，《法国境内的野战炮》（伦敦，1922），页35，“致父书”，1916年1月9日。用亨利·德芒的话来说就是：
我原以为自己不会以杀戮为快事，直到有一天因为负责迫击炮，得以掌控可能是现代战事中最具杀伤力的武器……那天……我指挥着一枚炮弹打中敌营，眼见着尸体甚至尸块飞上天，听见伤员、逃兵绝望的哀嚎。说真心话，那是我平生最快乐的时刻。
他承认自己曾“欣喜地”大叫，“高兴得连眼泪都快下来了”。“有什么”（他问）可以“与这狂喜的时刻并提？难道科学研究给人的满足，抑或一场成功的公共活动，或权力，或爱情，能让人如此愉悦？”亨利·德芒，《再造心灵：一个士兵对战争和重建的见解》（伦敦，1920），页198—199。
五十多年后，驻越部队的士兵也尝到了同样的兴奋。和威廉·布洛伊勒斯一样，菲利普·卡普托也承认自己在被别人问到沙场感受时从没说过真话，因为那样会被人归为“好战”。卡普托说，上阵杀敌让他“无比幸福”。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81。类似地，澳大利亚军官加里·麦凯虽年方弱冠，却已shā • rén无数。尽管如此，他还是清楚地记得实际见到子弹击中敌人时的激动。“子弹中的时的力道”甚至让他心存“敬畏”。加里·麦凯，《在好兵连：一个人的越战》（悉尼，1987），页162。或见劳夫蒂·拉吉，《一个人的朝战》（北汉普顿郡，1988），页53。越战期间，曾有士兵一时发狂，连杀敌军数人，事后他忆起当时的欢欣：“如有神助……没人敢动我。”无名越战老兵，引自乔纳森·谢，《越战泥潭：精神创伤以及性格崩溃》（纽约，1994），页84。朝鲜战争的例子，见安迪·巴尔，其访谈见鲁迪·托默迪，《没有号角，也没有战鼓：朝鲜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93），页72。詹姆士·希布朗是海军陆战队里的侦察兵兼狙击手，他也觉得打起仗来似乎有无穷的气力：
那种可以操控生死的感觉，沿着枪管望去，瞄准一个人，心里念叨，“好，就你了。”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