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它。它无处不在；在文明人和野蛮人中一样深切。斯托弗德·布鲁克教士，《论战争》，1915年首版（伦敦，1916），页1。
用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其大作《战争的道德等价物》（1910）中的话来说：“祖先早已把好斗注入了我们的骨髓，几千年的和平也无法驱逐它。”威廉·詹姆斯，“战争的道德等价物”，1910年首收《战争的道德等价物诸文及哲学问题谈片段》，约翰·罗斯编（纽约，1971），页5。好战既是人的天性，那战斗训练的目的就是把文明的遮羞布从个人的心灵剥开。“心中的恶狼”在刺刀操练和非人程式中趁势找到了发泄途径。
但这里面是有问题的：人类自保的本能固然会促使他去“拼杀”，可也同样会让他“开溜”。为解决这个问题，军事心理学家在本能学说的基础上又添加了法国人古斯塔夫·勒邦和英国人威尔弗雷德·特罗特大力提倡的群体学说。古斯塔夫·勒邦，《大众心理学》（1985）及威尔弗雷德·特罗特，《群居本能在和平及战争时期》（伦敦，1916）。或见查尔斯·伯德，“离家上阵：士兵心理研究”，《美国心理学杂志》，28卷3期（1917年7月），页331—332及341—342；马丁·康维爵士，《人群在和平及战争时期》（伦敦，1915），页305—306；勒罗伊·埃尔廷吉，《战争的心理学》（伦敦，1918）；霍尔，《军心：一举一动的至高标准》（纽约，1920），页116—117；麦克斯韦尔，《从心理学角度回顾一次大战》（伦敦，1923），页46及57—58；乔治·默里教授，《群居本能：善恶之间》（伦敦，1940），页13—14。人爱扎堆，是群居动物。在一个人群中——毫无疑问，军队就是个驯服的人群——“群体心理”总是占上风，这就给个人一种感觉，似乎他有无边的权力，甚至可获得永生。群体内休戚相关，就回到了原始的行为方式，包括依赖领导者，并把他视作父亲的化身。群体心理学也重视习惯动作：集体操练要求整齐划一，每个人在同一时间做同样的事情，就保证了士兵在不过脑子的情况下完成所有规定动作，而始终都觉得“有群体的力量在支撑着他”。霍尔，《军心：一举一动的至高标准》（纽约，1920），页36—37。另见陆军拜提少校，“步兵训练”，《联邦军刊》，4期（1913年10月），页679—684。一名参加过一战的加拿大士兵写到“我们像机器人一样用刺刀捅假人。以后见到真人我们也会这么捅进去，就像机器人一样”。无疑，他是在赞扬这种训练方式。
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16
一战过后，试图解释敌对情绪的本能学说开始受到学院派心理学家和一些人类学家的嘲笑，刚开始是伯纳德、埃尔斯沃思·法瑞司、马尼基勒尔、佩里，后来有弗朗茨·亚历山大、奈特·邓兰和马克·梅，二战期间佩尔也加入了这一阵营。伯纳德，“哪些是本能？”，《变态和社会心理学刊》，14期（1920），页397—311；伯纳德，《本能：社会心理学研究》（纽约，1924）；伯纳德，“社会科学中本能的滥用”，《心理学评论》，28期（1921），页96—118；埃尔斯沃思·法瑞司，“本能是论据还是假说？”，《美国社会学杂志》，27期（1921—22年），页184—196；马尼基勒尔，“战争走向：从心理学切入”，《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16卷3期（1937）；佩里，《战争和文明》（曼彻斯特，1918）；弗朗茨·亚历山大，“攻击欲——个体与集体”，《医学的进步：纽约医学院1943年公众讲座》（纽约，1943），页83—99；奈特·邓兰，“战争的缘起及防止”，《变态和社会心理学刊》，35卷4期（1940年10月）；马克·梅，《战争与和平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康涅狄格，1943）；佩尔，《人类有本能吗？》（曼彻斯特，1943）及1941年11月、1942年2、6、11月及1943年2月的《英国教育心理学杂志》。但形形sè • sè的本能学说从未销声匿迹，在军事心理学领域就更是这样。其号召力仍然很强，但主要是为魔鬼训练开脱，而作为激励士兵上阵杀敌的手段已经不管用了。澳大利亚皇家陆军医疗队曼齐上尉在196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此有精当的总结。他指出，部队首长的决心可能会因感到自己的命令“不近人情、违悖道德”而有所减弱，因为“他得把与世无争的众生扭曲成暴力的机器”。曼齐再三安慰他的读者说：不是这样的！杀戮是每个人的自然遗传。军事教员实际上“只有一半的事要做——哪怕循规蹈矩的银行职员，说到底也不是向往和平的个人主义者，而天生是战士”。陆军曼齐上尉，“哲学、心理学和陆军”，《澳大利亚陆军军报》，188期（1965年1月），页38—39。与本能学说类似，群体理论的生命力也很强。在一战前很长时间，因为相信群体可以煽动个人所不齿的行动，部队才放心把重点放在领导团队或能凭自己的个人魅力而“支配”舆论的“长者”身上。陆军奥尔上尉，“战争中的道德因素”，《联邦军刊》，1期（1911年5月），页197及陆军怀特少校，“战争研究”，《联邦军刊》，1期（1911年7月），页284。领导人凭借个人魅力“影响”士兵激励其继续战斗在小说中的描写，见威拉·凯瑟，《我们中间的一个》（纽约，1922），页452。领导者的性格很重要：他要有进攻欲、大无畏的勇气，身心坚定，而且要敢于承担责任。
渐渐地，群体理论失宠了，取而代之的是群体动力学：换言之，注意力转移到了更广大群体的凝聚力和寻求安慰上。马歇尔提出的“初级群体概念”和“群体认同感”逐步取得了战斗动机讨论的话语主导权。这方面最好的论述，见乔·博尔凯恩德，“军事社会学评论：越南的教训”，《战略研究杂志》，1卷3期（1978年12月），页241—242及安东尼·凯利特，“战斗动员”，收乔治·伯伦基（编），《当代战斗精神病学研究》（纽约，1987），页211。“连胆小者也会在强大的集体中获得安全感，渐渐变得跟他的集体一样富于攻击性，”远东战区的一名专家如是说。阿瑟·海辛，“神经精神病学在空降师”，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397，引用了一份1951年的报告。另见罗杰·利托，“兄弟情深和战场表现”，收莫里斯·詹诺维支（编），《军队新貌：组织变动》（纽约，1964），页218—219；厄尔·齐尔伯，“适应部队生活：士兵的集体认同感”，《美国三军医疗杂志》，9卷（1954年9月），页1344；（对利托的严词反驳）见读者来信，陆军乔治·福赛思上校、哈罗德·邓伍迪中校，“军中休戚”，《陆军战斗部队月刊》，5卷9期（1955年4月），页5—6。成功的训练机制所折射的心理动因应当是爱而不是恨。陆军赫伯特·施皮格尔上尉，“从精神病角度观察突尼斯战役”，《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14卷（1944），页312及其“精神病学在北非某步兵营”，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122。见第五章“爱恨情仇”。皇家澳大利亚步兵团的兰特里少校这样说：“人是群居动物。战场压力那么大，最好的定心丸莫过于身边战友的陪伴。”陆军兰特里少校，“战争中人力因素的战术影响”，《澳大利亚军报》，107期（1958年4月），页16。他在为“标准作战规定”的执行辩护，该规定要求低级军官应沿部署线匍匐进行指挥。强烈的集体认同感可以把个体的自恋移置到集体身上，这样对自我毁灭的恐惧就会消失，对攻击欲的阻力也就响应减弱。它可以强化战斗理念，并提升其水准：“连最没有欲求的士兵也会不由自主地认同盛行的集体观念，真正打起仗来根本就没有个人的位子”，首席军事心理学家艾伯特·格拉斯作如是观。此外，“群体对怠战心理也有一定的反作用。”消极的成员会向强大的集体看齐，进而也变得富于攻击性。陆军艾伯特·格拉斯上校，“战区的预防精神病学”，《美国三军医疗杂志》，4卷1期（1953），页689。
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17
行为主义心理学经约翰·布罗德斯·沃森的鼓吹，很受军事心理学家的欢迎。该学派在上世纪20年代风行一时，认为初生的婴儿是“白板”一块，由周围环境在上面书写文化信息。约翰·沃森，《行为：比较心理学入门》（纽约，1914）及《行为主义心理学》（纽约，1925）。另见蒙塔古，“引言”，收其（编），《人类与敌对》（纽约，1968），页Ⅺ—ⅩⅢ；斯科特，“生物学和人类敌对情绪”，《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40卷4期（1970年7月），页570；斯科特，“生物学及暴力控制”，《群体紧张国际学刊》，3卷3—4期（1973），页7；斯科特，“人类战争的生物基础：一个跨学科问题”，收穆扎弗·谢里夫、卡罗琳·谢里夫（编），《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芝加哥，1969），页131。与早先包含正、负强化的机械操练一样，训练是沃森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基于自上而下条件作用的假定，也与军方权力的纵向分布相一致。1971年以后，斯金纳的强化与学习理论为军方接受，它要求指认“任务”的组成，并强调训练的核心不应是惩罚，而是奖励。详细描述见劳伦斯·拉迪恩，《驾驭军队：美国陆军的社会控制》（康涅狄格，1977），页130—132。
精神分析学的概念应用于训练，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但（尤其在美国的）军事心理学家中不少人都是支持的。如陆军少校朱尔斯·科尔曼在上世纪40年代就指出，精神分析原理和挫败敌对学说很重要，它可以让浸渍在“尔等不可杀伤”铁律中的士兵“奋起杀敌”。爱国情怀和理想主义不能提供足够的动力。要想训练有效果，就得调动“浮游八垠的进攻欲”，并控制焦虑和罪感。这两条是有关联的，因为焦虑和罪感可以抑制进攻欲，而抑制进攻欲又有助于控制内心的紧张情绪。要保持高涨的士气，就要有精干的领导，将纪律和技术定为训练的目标，向每一名士兵灌输一股傲气，培养其进取心，还要养精蓄锐。杀敌就变得像古代的丧礼，可以通过“暴力易位的神秘欢仪”来欢庆父亲的去世（这里是连长）。科尔曼认为，这种杀戮能满足
人最根深蒂固、最本能的、不为意识所捕捉的奋进的愿望，它来自姗姗学步时的祈望和幻想……敌人成了祭祀品，其归天给群体以极大的满足。在群体支持下，罪感被排除了。战斗成了一种仪式，对训练的腻烦积久成仇，随时都会爆发的紧张经由战斗得到了释放。没有这些挫折感，这个群体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
“长期军事训练累积的耻辱会滋生仇恨”，而在战斗中，发泄对象就从教官转到了敌人身上。换言之，杀敌成了一种报复的艺术，敌人死得越惨，自己内心的罪感就越轻。陆军朱尔斯·科尔曼少校，“军事精神病学中的群体因素”，《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16卷（1946），页222及224—225。
把精神分析引入军队曾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运动，科尔曼便曾参与其中。另见哈里·特劳斯曼、魏兰德，“精神动力原则在军队心理疗法中的用途”，《美国三军医疗杂志》，8卷9期（1957年9月），页1359—1360。尽管有一些进展，但即使在美军，精神分析也从未受宠。作为临床学科，它占用时间太多，对医护人员要求又高，考虑到军队里什么都是转瞬即逝，就不合适了。例见哈里·特劳斯曼、魏兰德，“精神动力原则在军队心理疗法中的用途”，《美国三军医疗杂志》，8卷9期（1957年9月），页1359—1360。约翰·麦克迪承认，要是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不习惯shā • rén的士兵身上，就得“从其他地方挤时间”。约翰·麦克迪，《士气的构造》（剑桥，1943），页45。精神分析更大的用处在于应付精神崩溃，而不是训练，恰恰是因为尽管激情就在表层下涌动，但主要的问题不在表面，而在其后的升华。尽管可为军方省下大笔的抚恤金（有的军事心理学家游说说，既然精神分析可以证明情绪的波动多源自幼年和童年早期，军方就不必作赔），其作用仍很微小。
社会科学的解决方案当然不可能被全盘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