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配和“对症下药”来提升的。诺里斯·霍尔，“科学与战争”，收霍尔、小泽卡赖亚·查菲、曼利·哈得孙（编），《下一场战争》（剑桥，1925），页26。厉害的士兵自有其培养的途径，是当时非常普遍的看法。熟稔战史的将官都赞同卡莱尔的著名论断，英雄在世，冥冥中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应有敏锐的洞察力、精准的方向感和一往直前、追求真理的勇气。英国陆军元帅韦弗尔伯爵1945年时曾这样说，“坚强半是遗传，半靠训练，我看……还是遗传更重要些”。陆军战地元帅韦弗尔伯爵，“好兵”，《泰晤士报周日刊》，1945年8月19日，后收其《好兵》（伦敦，1948），页43。下面这封信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这些想法，信是前线打仗的哥哥写给同处战壕的弟弟的：
我注意到来信里说别人想你一定做梦都想着与敌人搏斗云云。我也注意到了同样情形。这年头有种的没几个，所以卑鄙、危险的活儿总是推给他们。你要是总借口想找死，别人乐得做好人。这世道！有些人的胆子跟虱子一般大，有的跟兔子的有一拼，有的根本就是狗胆，只有极少数人才长着人胆。弗斯布鲁克及格罗夫纳·克拉克，“书信集”，弗斯布鲁克·克拉克信件，1917年6月12日，利德尔收藏。
或者就看弗兰克·马卡姆的母亲1917年时是如何训示她在前线胆小如鼠的儿子的：“至于说你是懦夫，孩子，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凭什么偏你没那点血性呢，听我说，孩子，别以为我在责怪你，我只是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锡德尼·马卡姆爵士，“书信文件集”，母亲来信，1917年3月10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但部队需要的是更精确的指向标。毕竟，靠父母、兄弟、女友是不可能客观评价其所爱的人的“胆量”的；另外由于兵力方面的限制，把城乡士兵分开来对待也不现实。只招募少年犯肯定不够数（是否红发姑且不论），结了婚的也得招。军官们希望有对“战斗力的科学量度”，要快，要准，还要便宜。一战时，战斗力的高下似乎写在士兵身上。用卫生干事罗伯特·威廉·麦凯纳的话说就是：
毫无疑问，在一个人的体质和他的胆量之间是有确定的对应关系的。只要不是懦夫，一个强壮的人总该比瘦弱的人更为勇敢；灵魂和身体是有着密切联系的。罗伯特·麦凯纳，《透过帐门看去》，1919年首版（伦敦，1930），页64—65。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4
所以在1914—1918年间，征兵时要进行体检，以淘汰过于瘦小、不适于打仗的人，也是为了甄别两种人，一种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表现最佳，另一种则更适合在后方工作。当时的新兵被分为四等。分属哪个级别，主要看体形：身高、胸围、体重是主要判断依据。把新兵按健康状况分为四类，既是因为认识到阳刚气和战斗力之间存在正相关，也是基于身体健康的医学标准。相关讨论见乔安娜·伯克，《肢解男性：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伦敦及芝加哥，1996），页172—173。有评论人员认为，军方没有采取足够努力来寻求对“战斗力的科学计量”。查尔斯·伯德和斯坦利·霍尔（两人都执教于麻省克拉克大学）是颇有影响的心理学家，他俩不约而同地建议军方采用法国盛行的形态学，把人分为四种身体类型（肠胃的、呼吸的、肌肉的、大脑的），每种都对战斗力大小有重要影响。“肌肉型”的人——一般是四方脸，长得有横有竖，四肢发达，身材匀称——应派往最危险的前线。“肠胃型”——平顶金字塔的头，消化器官较常人大，躯干粗壮，四肢短小，胸腔也小——适于防守，要是有人敢打补给品的主意，他们是会出手的。骑兵和飞行员应当从“呼吸型”里挑选：他们胸肌发达，脸也大，最宽是在鼻子那条水平线。“大脑型”的人虽然矮小，却有很大的韧劲；尽管情绪容易失控，却是很好的将才。查尔斯·伯德，“离家上阵：士兵心理研究”，《美国心理学杂志》，28卷3期（1917年7月），页323—324；谢卢、利昂·麦克奥利弗，《医疗形态学：四种身体形态研究》（巴黎，1912）；霍尔，“顺应战争而发展的心理学的实际应用”，《教学研究季刊》，26卷（1919），页83—84。这样的四分法与早先黏液质、多血质、胆汁质、神经质的划分不无相似之处。
这种大而化之的分类虽然一战后就销声匿迹，但该理论并没有完全被唾弃。直到上世纪20年代，勇武还是靠体格来衡量的。所以才会有新西兰医疗队的卡贝里中校在1927年澳洲医务工作者大会上提出下面的标准，作为是否应吸收某人入伍的依据：
第二性征也应在考察之列：生殖器的发育情况，体毛的分布，尤其是上yīn • máo的轮廓怎样，头皮、眉毛怎样，骨盆的大小，还有脂肪在全身的分布等等。盆腔过小，体毛、脂肪分布近于女性的或第二性征发育不完全的男性，一般不会成为好士兵。陆军卡贝里中校，“招募新兵的医学考虑”，《澳洲医务工作者大会会刊（英国医学会）之第二次会议记录：达尼丁，1927年2月3日—10日》，1927年11月12日，页369。
到二战时又增添了个性考察和简单的健康检查作为补充。研究人员又设计出了通过“观察体格来判断阳刚气”作为挑选士兵的办法。按这种办法，“正常人”（也就是没有内分泌失调的男性）可以按是否具备“男性气质”分为高、中、低、差四级。“阳刚气十足”的人应很精瘦，臀部比肩窄，胸腹部要平，股间要有空隙，“腿肚内收明显”，yīn • máo应向肚脐聚拢。这些人应立刻派上前线。男性气质低的一般外形绵圆，肌肉不多，臀比肩宽，胸部浑圆，“腹部像女性一样隆起”，两股距离近，“腿肚外凸”，yīn • máo向两侧偏聚。与“真汉子”不同，他们的手臂总是屈着（过度放松）。这样的人打仗不会很厉害。1943年，英国皇家军官训练队测试了该理论。在那些“阳刚气十足”的人中，41%被列为优秀军官候选人；男性气质一般的人中这一比例是11%；在低、差的人中，竟没有人可选。克拉克·希思、伍兹、布鲁哈、泽尔策、博克，“选人：战斗人员挑选速法”，《内科年报》，19期（1943），页415—426。另见克拉克·希思，《什么是人：正常青年男子研究》（马萨诸塞，1946）。这样，战斗力高低便与体格挂上了钩。
但实际情况却表明，从人的身体看他是否骁勇实在不可靠。二战开始后，新一代的军事研究人员突然造访各训练营，不是捣鼓数字，就是找人谈话，再就是附会关联。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马歇尔和塞缪尔·斯托弗。尽管后来发现马歇尔的数据极不可靠，但他的战斗力应以集体而非个人论、因此训练必须贯穿群体动力学原理的观点，彻底变革了英、美、澳三国的训练体制。斯托弗和他的同事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超过12000人样本的基础上，他们认为不仅“初级群体”要重视，愉悦感也不能忽视。好战士在战前总会有强烈的shā • rén欲。这有数字为证：日后表现突出的士兵中有48%说杀日本人是种享受，表现中规中矩的士兵有此观点的占44%，而不擅打仗的人持此观点的只占38%。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34—35。因此，二战时重点放在了人的性格上，与之相关的“群体性格”地位甚至更高。只有那些对有战斗力的群体高度依赖，受其保护，并视集体利益为自身利益的人才可能成长为最优秀的战士。陆军马丁·施泰因上尉，“神经官能症和集体诱因”，《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7卷3期（1947年3月），页318。到1942年，战争中的英雄主义已不是个人品质加上/或者几个人的功劳，而成了团队所表现出的素质；战争影片记录了这一变化。珍妮·贝辛格，《二战电影：一个题材的解剖》（纽约，1986），页36—37。当然，传统的战争英雄还是有他的地位，但他现在成了群体的产物，不再被视作“天生”的战神，血液里（或胆里？）流淌着所有的理想因子。
精神病、同性恋：英雄的料？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5
寻求“战斗力的科学度量”的努力并非一帆风顺。有些精神病学家直言不讳，精神病人甚至同性恋倒可能是当兵的好材料。这让心系军人名声的士官很尴尬，因为这一结论的逻辑推衍就是，征兵时就不该把这些人排除在外，对正在服役的也不该开除——至少在正缺人手的紧急关头是不对的。
军人，包括值得、也广受尊敬的富勒上尉，有如下言论不足为奇。富勒就说
劳动力市场的失意者，甚至有犯罪污点的人，倒常常有股与生俱来的“蛮”劲，战场上的表现要好过他们温良的战友。陆军富勒上尉，《本土防卫步兵训练津指：从招录到训练》（伦敦，1913），页2—3。
这让很多军官不知该如何处理，威尔斯医生就遇到过这样的事。一战时他是第四军的一名神经病专家，曾收到一个短笺，询问该如何处理一名酗酒的士兵。短笺说这名士兵
突然跑到通讯战壕里，嘴里不停地咕哝着“该死的东西”。到了前线，他突然翻过胸墙。我们都以为他会用机关枪，可没过多久就听他不知道在怪谁jī • jiān。然后露出头来，揪着一个德国军官的后领，一面还踢他。接着就掉下堑壕来，嘟哝了一句“在弹坑里找到这家伙的，正jī • jiān呢”，就晕了过去。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也不知道是该推选他拿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呢，还是该把他送上军事法庭。所以才把他带到您这儿来。威尔斯博士，“医学史脚注……一般方面：炮弹休克”，第1条，页6，利德尔收藏。
心理学家约翰·麦克迪在一战结束时曾说，好士兵“应该多少天生是个屠夫，谁比他傻听谁的”。约翰·麦克迪，《战争恐惧症》（剑桥，1918），页129。从二战到越战，由骁勇士兵组成的精锐部队无一不把“牛仔”式的人物、出狱的少年犯和蹲过大牢的人作为征召目标。有人说过，“平时最能惹事的”打仗最在行。陆军伍泽尔·恩特中尉，其访谈收鲁迪·托默迪，《没有号角，也没有战鼓：朝鲜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93），页19；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140；艾尔·桑托利，《生命的全部：三十三越战老兵口述实录》（纽约，1981），页201—202；希拉里·桑德斯，《绿色贝雷帽：突击队的传奇故事1940—1945》（伦敦，1949），页39；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适应部队生活，卷一》（普林斯顿，1949），页329。
对“坏小孩”冷嘲热讽是一回事，用科学论证战场英雄多出自变态、强迫性神经病患者、过失或预谋shā • rén犯、监狱假释出来的人，就是另一码事了。陆军福特少校，“战斗机轰炸机飞行员扶养中的原则及问题”，《战争医学》，8卷1期（1945年7月），页30；伊莱·金斯伯格、约翰·赫默、索尔·金斯伯格，《精神病学与军方用人政策：二战经验的重估》（纽约，1953），页18；陆军艾伯特·格拉斯上校、陆军卡尔文·德雷厄中校，“意大利战役（1944年3月1日—1945年5月2日），精神病学在师级部队”，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396—397；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12；阿瑟·海辛，“神经精神病学在空降师”，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396—397；威廉·波特，“军事精神病学与选拔征兵制”，《战争医学》，1卷3期（1941年5月），页370；爱德华·斯特雷克、肯尼思·艾普尔，《精神病学与现代战争》（纽约，1945），页13。有精神疾患的战士很重要，公众应给予他们的服役以更高的奖偿，达拉斯·普拉特少校和亚伯拉罕·诺伊施塔特在1947年说。陆军达拉斯·普拉特少校、亚伯拉罕·诺伊施塔特，“患精神病士兵的战斗记录”，《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7卷9期（1947年9月），页809—811。精神病学家也曾试图软化他们的说辞，指出部队可以“好好利用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让他“爬出战壕，往前冲，收拾敌人”，然后再“传令嘉奖”，以示褒扬。威廉·波特，“军事精神病学与选拔征兵制”，《战争医学》，1卷3期（1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