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和猎杀野猪（“我从来没想过还有这么好玩的事，它对我太重要了”，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战争的传言让他着实激动了一把。
你一定会赞同我说的，这是重振帝国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现在，雷蒙德［1856—1918，全名约翰·爱德华·雷蒙德，爱尔兰民族主义党领袖，毕生致力于爱尔兰自治运动——译注］、印度人、威尔·克鲁克斯、布尔人和斐济南部岛民都特别愿意帮我们打德国人。这有助于强化和平时期对帝国国旗、大英母国、重武装旅和惨淡的红标线等难以捕捉的帝国观念一度衰落的信仰，你不觉得吗？
他于9月20日回国，两周后就随第四军团第三骑兵师渡海去了法国。
格伦费尔从战争中找到了乐趣，也证明了自己作为骑兵一点都不差。在伊普雷战役［一战中三次战役的总称，分别发生在1914年10—11月、1915年4—5月和1917年7—11月，比利时西部与法国交界的小镇伊普雷附近。作为盟军突出部上的战略要地，该镇挡住了德军去往英吉利海峡的通路，因此遭受了长时间的猛烈攻击，几被夷为平地——译注］中，他成功狙击了不少德国士兵。他告诉家人，要想私下狙击敌人得获得指挥官的批准。一次，他悄悄匍匐至“德军战壕”，透过胸墙发现一名德国士兵。“正有说有笑，”格伦费尔记述道，“他的牙金光闪闪，好像就贴着我的准星，我缓缓地扣动了扳机。他咕哝了一声，倒下了。”以后几天，他又如法炮制了好几次这样的狙击，并因此（再加上预先通知所在部队，躲过了一次偷袭）获得了优异服务勋章。在他的猎获物记录簿上，除了鹌鹑以外还有死于他手的德兵人数。
1914年10月15日他写道：“这实在太好玩了；你做梦都想不到能这么有趣。我倒希望能一直这样下去；但经历过这事，也只有叉野猪凑合着能调剂一下，其他事都显无聊透顶。”四天后，第一次伊普雷战役打响了，在10月24日给母亲的信中，他好像彻底沉醉于其中：“从小到大我从没这么精神过，也不曾这么高兴过；我太爱打仗了。”他对敌人的态度倒是模棱两可。“一想到死去的战友”，他对德国战俘就有无比的仇恨，禁不住要对被捕的德国军官怒目以对。但一次，有个德国战俘“从我面前走过，他盯住我的脸，继而向我敬了个礼……满脸的自豪、坚定、精明和信心，在他愤怒的时刻显露无遗”，格伦费尔承认那一刻他“由衷地”感到“羞耻”。他的许多死去的对手不过是“倒霉的德国佬”。1914年11月3日，他记到战争是
最有趣的。我这辈子也没感觉这么好过，这么高兴，这么快意于周围的事物。战争与我迟钝的反应、麻木的神经和狂野的个性是那么地契合。因战斗而来的激动使万物都有了生气，每一片景象、每一句言语和每一个举动都是。
相比起来，下面的话更在点子上，“当你一心想干掉某个人的时候，你会突然非常舍不得他”。这话说完不到六个月，这个兼具贵族气质和理想主义的年轻人死在了自己同类的手上。劳伦斯·豪斯曼（编），《阵亡英军书信集》（伦敦，1930），页117—120；维奥拉·梅内尔，《朱利安·格伦费尔》（伦敦，1918），页12，18—19，22，24—25；尼古拉斯·莫塞莱，《朱利安·格伦费尔的一生和死期1888—1915》（伦敦，1976），页237—238，243，247及260。
很多人都认为，对战友的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激励一个人去杀害另一个人，前提是只要他认为这种战友关系正在受到威胁。相比较而言，仇恨对提高“战斗力”似乎没有多大助益。优秀的战士shā • rén时靠的是激情还是冷血？两者都太极端了，似乎不足为训：试图在像格伦费尔这样的人心中激起怨恨的努力最后几近徒劳，而“冷血杀手”又注定罪感缠身。爱和恨都有改变一切的力量，很难收束。去爱你的战友，这样的劝诫效果过于分散，偶尔甚至会连带爱上自己的敌人。仇恨也同样易逝，且实战和在后方不一样，仇恨常会被同情所置换。
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2
战友情谊
无论怎么叫——“同志关系”也好，“搭档制度”也罢，甚至“同xìng • ài恋”——关爱和友谊能激发杀敌欲，这已有很多人作评。尽管常常言过其实，我的观点详见《肢解男性：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伦敦及芝加哥，1996），第3章。但在本书研究的历次大战中，士兵都说是对战友的爱给了他们杀敌的勇气。战友情谊对“坚持杀敌”至关重要，许多“前线故事”都是围绕它展开的：以至战友间的关爱已成军事、文化史中的滥调。在本书讨论的三次战争跨越的几十年中，“战友间的相互关照是战斗欲望的动因”这一观点一直为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所深信。1944年有次调查，问568名曾转战西西里岛和北非的美国步兵，他们能坚持战斗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提到领导力和军纪、别无他想、报仇心切、理想主义和自保意识（“不shā • rén就被人杀”）的人很少，反而（仅次于“早干早完”）战友间的休戚相关、对家人和故乡的思念成了他们的主要动力。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109。对568名曾转战西西里和北非步兵的调查，1944年4月进行。赫伯特·斯皮格尔上尉是名精神病学家，在北非的四次战斗中是随军卫生干事，他反复申说攻击举动是始于“一种正面的力量——爱多过恨”。赫伯特·斯皮格尔，“突尼斯战役中的精神病学观察”，《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14卷（1944），页310。另见斯皮格尔，“北非某步兵营的精神病状况”，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115。“士兵实际是为彼此而战，”罗伊·格林克和约翰·斯皮格尔通过对战机驾驶员的心理研究得出上述结论，且（“既然相当一部分的个人利益已转变为对集体的关切”）伤亡人数即使骤升，只要有这一点，士气仍可能高涨。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45。另见陆军马歇尔上校，《人与火：未来战争指挥问题》（纽约，1947），页42及陆军埃德温·怀恩斯坦少校、加尔文·德雷尔中校，“对战斗引起的忧虑的动态研究”，《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9卷，增刊（1949年11月），页24。
战士们的言行也表明战友间确实存在着深厚的情谊。理查德·富特，“曾经是炮手”，页12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杰克·马德，“书信集”，1917年10月22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恋栈者”（沃尔多·史密斯教士的假名），《军队布道》（多伦多，1944），页13；乔纳森·谢，《越战泥潭：精神创伤以及性格崩溃》（纽约，1994），页40。正是这种“情谊”让战争变得“可以忍受”，一战炮手理查德·富特写道。杰克·马德在1917年也告诉妻子，“亲爱的，在这儿我们都是好哥儿们，你没有的东西别人会有……你想象不到这里的人有多么博爱。”美国大兵艾伦·亨特在杀死了平生第一个越南人后回忆到：“这是我第一次shā • rén，战友们都来鼓励我。我不再是‘愣头青’了，大家接受了我，因为我证明了自己。我备受鼓舞，这种感觉好极了。”艾伦·亨特，其访谈收格伦·爱德华滋，《越南：心中的战争》（南澳大利亚州，1992），页18。类似的话乔治·赖安也说过，收默里·波尔纳，《没有胜利的游街：越战老兵回乡记》（伦敦，1971），页39。越战老兵威廉·克兰代尔也表达过对战友复杂的爱——这种爱可以抵消任何暴行。他知道有“正派、勇敢的战友”qiáng • jiān、杀掠了大群平民，但这些战友同样“值得我为之上刀山、下火海”。他承认自己“花了20年的光阴才排遣了罪感，而这都是因为爱之深”。威廉·克兰代尔，“我们可以从冬季士兵调查吸取什么教训？”，《越南一代杂志：没人下车》，5卷1—4期（1994年3月），网上。
对战友的爱多半是用露骨的同性恋语言来表达的。“杰克”一战中在巴勒斯坦服役，1917年11月23日给威廉斯小姐去信说：
见鬼我得停笔了因为我老婆已经上床了（如果这也算床的话，有条毯子铺在地上已经不错了）而且想让我帮她暖暖身子当然不过是她一个巴勒斯坦人，另一个也是苏塞克斯来的小伙子，我俩都是男的所以也不能怎么着……我真得闭嘴了因为我的伙伴不停地在说些温情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天是越来越冷了，这儿夜里出奇得冷，因为这有人相互取暖挺好的。“杰克”的书信，1917年11月23日，收威廉斯小姐，《书信集》，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有时，这种爱意可能非常露骨，甚至不排除肌肤之亲，杰克·斯特拉汉就写过一首诗，讲与他同在越南服役的一个机枪手：
有如此良伴，吾人可常摩挲。
他人或笑你我，不过出于妒忌，
你我爱或抚摩，还能以笑还之，
当我们快意时；或说笑或开怀，
在南亚雨季，谑你我不同而搞同。
他健美的身躯，满是自豪阳光；
举止潇洒温和轻柔；他的优雅，
令我绝倒，看他毫不拖泥带水
机警地瞄准，子弹平滑急速地
从那致命的枪管里呼啸而出。杰克·斯特拉汉，“机枪手”，收杰克·斯特拉汉、彼得·霍伦贝克、巴思（编），《越南文选：均衡视角》（费城，1985），页30。
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3
军方也刻意推介多种形式的关爱。士兵们被要求像待自己的独子独女那样小心摆弄手中的步枪。“给三军的一些建议”，收“”，《人事行政副官关于训练的一些有益建议》（诺里奇，1918），页19。《战壕里传出的歌声》（1914）督促他们要
爱手中的枪——既然你没有女人——
她能救你的性命，在那该死的战壕——
正是，挽救你的性命于战壕中。陆军布莱科尔上尉，《战壕里传出的歌声》（伦敦，1915），页16。
“给炮兵的忠告”（1933）充满了睿智，指出枪炮如女人，应一般对待。“给炮兵的忠告”，收索本，《业余炮兵：一名业余士兵随皇家野战炮兵部队在法国、萨洛尼卡和巴勒斯坦的奇遇》（利物浦，1933），页152—153。男人应该“爱抚”他们的武器，给之以“母亲般的关爱”。罗伯特·麦凯纳，《透过帐门看去》，1919年首版（伦敦，1930），页87及理查德·特莱加斯基斯，《瓜达卡纳日记》（纽约，1943），页15。武器可以同时是他/她们的yīn • jīng/蒂。类似“这是我的枪，/这是我的炮；/我拿它们去打仗，/它们给我以欢笑”的吟唱在无数二战、越战期间的回忆录中都有提及，并且被像《全金属外壳》（1987）这样的电影所神化。影片中海军陆战队一中士告诉手下，步枪是“你们惟一能上手的女人……你们算是和它拜了堂，这个铁和木头做成的东西，而且你们必须对它忠诚！”朗·科维奇，《生于七月四日》，1976年首版（埃尔兹伯里，1990），页69；斯坦利·库布里克，《全金属外壳》，1987年，电影；尤金·斯莱吉，《与老友在珀莱琉和冲绳的日子》（纽约，1990），页10。
相比人和武器的关系，鼓励官兵间的兄弟情谊更为重要。美国陆军战斗学院的哈里·萨默斯上校曾说过，“不会关爱别人的人当不了指挥官”。陆军哈里·萨默斯上校，引自理查德·加布里埃尔，《疆场苦痛：现代战争于人精神之影响》（纽约，1988），页162。这种关爱主要体现为长辈对晚辈的关怀。军方很清楚，父亲在促使其子女杀敌的问题上有很大的影响——士兵们不是经常承认，他们参军是效仿父亲吗，例见乔治·亨特，《珊瑚正高》（纽约，1946），页30。而且在实际打仗时父亲形象不是经常出现，给士兵以支持和抚慰吗？例见塞西尔·考克斯，“些许一战经历”，页2，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为了重现这种关系，军方在言语上极力营造象征性的亲情作为这种父子关系的替代。而且不只是父亲，连母亲的形象也一并被重塑了。一战期间，英军指挥官得到建议，要他们扮演“引路人、哲学家、父亲、母亲、保姆”的多重角色。有军官受表扬，因为他近似“一位疲惫已极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