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路易维尔，1971），页191；罗伯特·海恩尔，“美莱再评价：威廉·卡利的军事审判”，《三军杂志》，1970年12月21日，页38—41；汤姆·提德，《卡利：士兵还是杀手？》（纽约，1971），页16；肯里克·汤普森、阿尔福雷德·克拉克、西蒙·迪尼兹，“美莱的反响：视觉语言比较”，《社会学与社会研究》，58卷2期（1974年1月），页122—129。
这样的反应并不奇怪。就在卡利定罪后，盖洛普进行了一次电话调查，发现只有9%的美国人同意该判决，不同意的占了近80%。在反对者中，两成认为屠杀不是犯罪。盖洛普电话采访了522名各行各业的美国人：“本宁要塞判决”，《新闻周刊》，1971年4月12日，页28。等冲动“稍过”，报界才对审判进行了更多正面报道，之后反对率虽有所下降，却仍在高位徘徊。宣判两个月后，赫伯特·凯尔曼和李·劳伦斯访问了近1000人，调查对卡利案庭审和判决的看法。只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对审判表示赞成，反对者仍高达58%。提及最多的反对理由（反对者中45%持此观点）是：“派兵到越南打仗，他们履行了职责却要受到审判，太不公平。”也有人认为卡利不过是做了上级的替罪羊，既然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不该只挑他去送审。赫伯特·凯尔曼、李·劳伦斯，“卡利中尉案谁应负责：一次全国调查的初步报告”，《社会问题杂志》，28卷1期（1972），页177—212。卡利不只是在美国才有如此高的支持率，在其他国家也一样。利昂·曼恩在澳大利亚首都悉尼访问了1435人，有66%的人认为美莱屠杀的参与者不应受审。他的采访对象以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居多，可以想象澳大利亚全国的比例还会更高。利昂·曼恩，“对美莱的看法与服从命令：一次澳大利亚调查”，《澳大利亚心理学报》，25卷1期（1973），页11—21。
更重要的，多数民众竟认为“被控犯有战争罪的士兵不过在执行命令”的逻辑是站得住脚的。在访问时，凯尔曼和劳伦斯预设了一个情境，即下令让士兵射杀村子里的所有男女老幼的居民。67%的受访者认为多数士兵会遵命，认为抗命士兵会占多数的只有19%。当被问到“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做时”，半数略多的人说他们会执行该命令，三分之一的人说不会。而下面的回答让两位访问者都倍感诧异：
既是假设的问题，在没有相反证据之前受访者当然会予以肯定的判断，也就是拒绝shā • rén。问题……在于许多这样想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选择其实是社会所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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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多数受访者竟认为遵命shā • rén才是较完满的回答。这些受访者“未必存在道德缺陷；他们有很多人反会认为这样做是符合道德的”。赫伯特·凯尔曼、李·劳伦斯，“卡利中尉案谁应负责：一次全国调查的初步报告”，《社会问题杂志》，28卷1期（1972），页177—212。
还有很多其他调查也得出了相同结果。利昂·曼恩发现，近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亚受访者表态说，只要是命令的，他们一定会射杀平民。利昂·曼恩，“对美莱的看法与服从命令：一次澳大利亚调查”，《澳大利亚心理学报》，25卷1期（1973），页11—21。在美国，爱德华·奥普顿1969年12月问受访者，如果上级下令枪杀百姓，他们是否照做：男性被调查者中只有27%的人说不（女性说不的多达74%）。不同年龄的人给出的答案大致相同，但年纪较长的人似乎更倾向于认为应该拒绝听令。爱德华·奥普顿，“这从未发生，再说也是他们活该”，收内维特·桑福德、克雷格·康斯托克（编），《邪恶的惩罚》（旧金山，1971），页63—64。在另一次调查中，纽约城市大学的两位研究人员随机调查了年龄在17到24岁之间的男性大学生。调查表上列出了32种要士兵选择是否开枪的情况。调查者要求学生把自己放在战士的角度，并按七个层级给出会开枪的可能性。他们是否会选择开枪：如果子弹从屋里飞来，如果屋里有士兵或平民，如果上级命令射击，如果战友已经开火，如果敌人还在老远？调查人员发现，开枪的决定受上级命令的影响最大。兰迪·奥莉、赫伯特·克劳斯，“可能影响战场开火的因素”，《社会心理学刊》，92期（1974），页151—152。这一发现和对敌对行为进行实验研究的结果相吻合。其中最著名的是斯坦利·米尔格兰做的研究。该研究指出，要想劝人开枪其实相当容易，特别是如果有权威人士（如耶鲁大学社会学者）命令他们这么做的话。斯坦利·米尔格兰，《对权力的服从：实验主义观点》（纽约，1974）；米尔格兰，“对权力服从与否之条件研究”，《人际关系》，18卷1期（1965年2月），页57—76；米尔格兰，“顺从之行为研究”，收叶齐奥尼、温林斯基（编），《战争与止战》（纽约，1970），第5部分，页245—259。另见菲利普·津巴多、克雷格·汉尼、柯蒂斯·班克斯，“仿真监狱里的人际交往”，《犯罪学及刑罚学国际研究》，1卷（1973），页69—97。相当多的民众都认为奉命行暴是正当的。
机构缺陷
军方将美莱事件归于领导不力。参与屠杀的军官多没有实战经验，只有两人在去越南前曾带过兵。一帮排长尤其不管事，在士兵眼里，他们是“好人”、“哥儿们”，而不是领导（不是士兵怕他们，而是他们怕士兵）。尤其是卡利备受抨击，说他平日里愚不可及，成天局促不安，还没本事鼓舞下面人的信心。皮尔斯委员会的结论是
在宋美行动前一天哪怕有一名排长、特遣部队负责人或旅长预料到这个情况，站出来说一声，不应屠杀非战斗人员，或在战前布置中提到非战斗人员的问题……宋美的悲剧就完全可能避免，至少不会如此难以收拾，部队的举止也能得到收束。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页83—84，197—201。
领导不力不只是美莱的问题，整个越南战场都是这样。美国陆军推行的一年服役期（海军陆战队是13个月）使军官无法积累经验，理顺部队内部关系。陆军参谋长认为，新到任的军官根本没法和前任比。威斯特摩兰，《老兵心曲》（纽约，1976），页378—379。士兵对长官的失敬，最明显体现在用破片杀伤手榴弹谋杀上级军官事件发生的频率上。自1969年起，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美国防部承认这样的事件有788起，如果其他武器（如步枪）也算在内，有超过1000名军官或士兵在越南死于同胞之手。洛伦·巴里茨，《逆火：看美国文化如何把我们带进越南，告诉我们该怎么打仗》（纽约，1985），页314—315及理查德·加布里埃尔，《光荣作战：论军队道德及为兵之道》（康涅狄格，1982），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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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要是没用，手下又不支持，暴行就会成堆发生，因为士兵害怕抗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驻越士兵受教育程度不高，年龄也偏小（他们的平均年龄是19岁，而二战时是27岁）：面对危险，他们常会作出过激反应。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页82。他们不知道抗命会有什么结果，这种恐惧在其战友身上体现最清楚：没有参与屠杀的士兵会被认为做事急躁，对集体不忠。没人愿意尝试鸵鸟政策：在惶惶不可终日的环境里，这样不仅会剥夺人仅有的那点安慰，甚至会让士兵因此送命。早在二战时，被认为“不称职”（即没有进攻欲）的海军陆战队员就会受到严厉处罚。理查德·特莱加斯基斯，《瓜达卡纳日记》（纽约，1943），页16。其他威胁见比尔·克鲁克斯，其访谈收埃里克·伯哲鲁德，《触火：南太平洋的地面战》（纽约，1996），页423—424。有的惩罚办法虽轻——其效果却未必差。比如，有士兵参与奸杀了一名越南妇女，他说自己这么做的原因是“怕人笑我”。他最怕别人说他“搞同”——没办法他只有跟着qiáng • jiān了那名妇女。丹尼尔·兰，《战争伤亡》（纽约，1969），页35。另见乔治·赖安，收默里·波尔纳，《没有胜利的游街：越战老兵回乡记》（伦敦，1971），页40。美莱屠杀发生时在场的士兵担心，要是举报就会被同伴用手榴弹炸死。罗纳德·海伯勒，引自迈克尔·比尔顿、凯文·西姆斯，《在美莱的四小时：战争罪行及其后果》（伦敦，1992），页183。陆军一等兵迈克尔·伯恩哈特拒绝参与屠杀，但事后他却选择了缄默，“跟敌人较量已够危险了，我不想再惹祸上身”。迈克尔·伯恩哈特，引自朗·赖登奥尔的信，收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页37。格雷格·奥尔森当时也在场，他也不愿对当权者讲述当日的情形。他说自己不知道“上报的渠道”，实际是担心，“你得想好了才能像我这么做……别忘了，当时大家手里都有枪……直面控告你的人并不难，但不是在他有枪的时候。”格雷格·奥尔森，引自迈克尔·比尔顿、凯文·西姆斯，《在美莱的四小时：战争罪行及其后果》（伦敦，1992），页82。
军方也是要考虑的因素之一：旁人很少能想象士兵会因为将暴行上报而受惩罚，但几乎可以肯定，军队高层对不执行命令者一定会严加惩处。如果有人敢抗命，不愿杀害战俘，那会怎样？对此，越战老兵乔治·赖安压根儿没抱幻想。无论上级命令多么残忍，他都不会抗命。假使我拒绝杀害北越的伤兵，“倒不会因此被送上军事法庭，但肯定会上黑名单，回营就被调往炊事班，被人叫成懦夫。我可不想这样”，他说。乔治·赖安（假名），其访谈收默里·波尔纳，《没有胜利游街：越战老兵回乡记》（伦敦，1971），页40。但对有些人，被送上军事法庭分明是可能的。这正是卡利所担心的：他以为，抗命就会被送上法庭，要不就是枪毙。威廉·卡利，引自阿瑟·埃弗雷特、凯瑟琳·约翰逊、哈里·罗森塔尔，《卡利》（纽约，1971），页25。有一名陆军中士向指挥官禀报一起已发生的屠杀越南平民的事件，却被威胁如不封口就会被送进监狱。这名中士是炮兵雷达部队的一名熟练的技术人员，还得依靠上下的支持。在被警告后遂决定再也不提此事：
我知道这事不可能成的，要是一意孤行绝没好果子吃，我不想被人欺负或被扔进监狱……所以就努力忘掉它，没再声张……把它藏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然后继续做自己的事。引自罗伯特·利夫顿，《战后归乡——越战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伦敦，1974），页119。
类似的事情二战期间也有发生。某飞机领航员就说，曾经因为怀疑狂轰滥炸是否合法而内疚过一阵。“我总……想到妇女、儿童、医院一类的东西，”但他也说：
但这种怀疑能跟谁说呢？德国人也炸我们的城市，这让我良心稍安些，但直到今天我还是会犯嘀咕。要是德国人赢了这场战争，是不是战犯就会是我们呢？要是觉得这在伦理上说不过去，是不是应该跟中队长去说，然后拒绝参与呢？这样做会有怎样的结果？军事法庭！在这种事上据理力争，要比什么也不想、只是完成飞行任务需要多得多的勇气。一位长期服役的飞机领航员，引自马丁·米多布鲁克，《汉堡之战：盟军1943年对一座德国城市的轰炸》（伦敦，1980），页349。
处罚也有轻的，比如降职。卡利的部队未能上报杀敌人数时（根本无人可杀），巴克上校就警告说：“你要是完不成任务，中尉，那我只有另请高明了。”陆军威廉·卡利中尉，《尸数》（伦敦，1971），页47。另见“达菲中尉的声明”，收理查德·福克、加布里埃尔·科尔科、罗伯特·利夫顿（编），《战争罪行》（纽约，1971），页253。轰炸机组人员要是拒绝轰炸住宅区，会被怪为“道德品质低下”，然后就是降职。爱德华·史密西兹（辑），《空战：制造、保养、驾驶战机的人记住二战》（伦敦，1990），页125—126。对命令提出质疑不能被容忍：军官候选人要是打报告说对指挥官有不同意见，他“可能得辞职。要不就得准备好当20年的上尉。”约瑟夫·埃利斯、罗伯特·穆尔，《士兵学校：西点与战争行业》（纽约，1974），页167。在二战期间，被认为“道德品质低下”的空军人员可能会被开除，降职，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