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1994），页89。另见页96。类似的话下面的人也说过，一战中的美国士兵艾伯特·迪普，《炮手迪普》（伦敦，1918），页145及约翰·洛曼，受访于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狱：与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患者的访谈》（北卡罗来纳，1990），页34。在他们看来，对战友的无谓滥杀不能就这么算了。怎么办？“找他们报仇，不能如愿的话，就把无辜的农民当作凶手”。罗伯特·利夫顿，“战后的世界”，《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181—182。这样，悲痛就转变成了愤怒。
报复最得劲的是士兵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尼尔·斯迈尔瑟在研究毁灭行为的决定因素时指出：“邪恶的痼疾在于，为恶之人总是深信别人会对他行恶”。尼尔·斯迈尔瑟，“毁灭行为的决定因素”，收内维特·桑福德、克雷格·康斯托克（编），《邪恶的惩罚》（旧金山，1971），页17。士兵再三申辩说，不取人性命就会命丧他人之手，除此以外别无其他选择。所有三次战争的例子见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240；诺比·克拉克，“西线狙击手”，页7，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科林兹比·道森，《战壕荣光》（伦敦，1918），页74及134；哈罗德·迪亚敦，《医疗和责任：战地日记》（伦敦，1928），页66—67；“纳尔逊”，其访谈收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狱：与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患者的访谈》（北卡罗来纳，1990），页19；斯蒂夫·哈珀（假名），收默里·波尔纳，《没有胜利游街：越战老兵回乡记》（伦敦，1971），页22；德马格瑞，“从鞍囊到步兵步包”，页13—1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杰拉尔德·丹尼斯，“厨子的珍馐（1916—1918）”，1928，页67，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爱德华·福克斯，“一段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经历”，页13—1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菲利普·吉布斯，《战地快件》（马恩岛，1964），页131；陆军肯尼迪上尉，“他们的雇佣军召唤”，1932年，页152，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柯尔比，“1917康布雷之战”，页98，帝国战争博物馆78/51/1；查尔斯·麦凯罗，“日记书信集”，1916年4月14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罗斯科教士，《战争伦理、谍报工作和强制训练》（伦敦，出版年份不详，当在1914—1918年间），页31；哈罗德·托马斯教士，“教士”，页4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战争部参谋处，《1916年刺刀训练》（伦敦，1916），页5。铁心杀手锡德尼·洛克伍德在拿掉一个德国兵的脑袋后冷冰冰地说：这“固然不好，但那天晚上不是他死就是我亡”。锡德尼·洛克伍德，“无人地带”，页1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狙击手维克托·里基茨也有类似的看法：
从瞄准具里注视你的同类可不好玩，那清楚得甚至能看清对方眼睛的颜色，更难的是，你心里清楚的知道，几秒钟之后又有个生命就又要归天了。但你非得横下心不可，俗话不是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吗？
里基茨接着说，“不过，差点就是他生我死了”。维克托·里基茨，“从军记”，页3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类似的说辞越南也有士兵用过，比如一名年方20的澳大利亚列兵就曾跟一家报纸讲过自己用机枪撂倒当地一名妇女的情形：“不是她死就是我亡……要是摆骑士派头，我早就成鬼了。”列兵杰夫·波特，引自艾伦·拉姆齐，“我是如何射杀两名越共分子的”，载1965年8月3日某报，收巴巴拉·阿尼森夫人，“剪报集”，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另见埃尔哈特，“满月”，收拉里·罗特曼、简·巴里、巴兹尔·帕奎特（编），《情感与理智的胜利：越战老兵诗集》（纽约，1972），页14。事实上，这被用来作为任何暴行的借口——甚至包括美莱。比如1969年12月31日《旧金山新闻》就刊载了四名中士为暴行所做的辩解：“我想活着回去，要是只有杀了老人、妇女、儿童才能感觉‘安全’的话，我不会迟疑。”四名军士载《旧金山新闻》，1969年12月31日，引自爱德华·奥普顿，“这从未发生，再说也是他们活该”，收内维特·桑福德、克雷格·康斯托克（编），《邪恶的惩罚》（旧金山，1971），页65。
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7
除了“非他即我”这样的逻辑，敌方的暴行也可以开释残暴的行径。战士们总能得到这样的安慰，就是敌人邪恶至极，不配苟活人世。一战时，暴力故事的出版发行竟成了热门行业。不过这段时间英国发行量最大的一类宣传读物是揭露敌军暴行的。詹姆斯·里德，《暴力宣传1914—1919》（纽黑文，1941），页188。威廉·勒克厄兹《德军暴行：无耻行径全录》（1914）的结论是德国鬼子的“暴力记录让人震惊，读后心有余悸，血都冷了”。二战期间最残忍的暴力事件经由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的广播已广为人知。在前后共七次的广播谈话中，范西塔特向他的忠实听众描述德意志文明说它是退化的典型，并把德国人的性格总结为嫉妒、自怜和残忍。他说德国人是“屠夫鸟”［学名“伯劳”，喙强而锐利，尖端钩曲如猛禽，食大型昆虫以及蛙类、蜥蜴和小型鸟兽等，常将猎获物穿挂在带刺的枝头，以喙撕食——译注］，即使犯下最卑鄙的罪行也毫无悔意，还大肆渲染这一点。范西塔特说，德国人如果找不到小孩，甚至会用机枪射杀母牛！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黑记录：古今的德国人》（伦敦，1941），页4，9及19。到越战时，暴行更常由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来呈现给公众。《越共在南越暴行和破坏活动》（1966）就是本很典型的图录，曾由南越使馆广为散发。图片显示的是越共游击队员绑架、折磨、割伤、残杀南越居民的惨相。这些“暴徒”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不论有多残忍”，来“实现他们的目的。受苦的是百姓”。该图录每一页都充斥着血腥场面，包括被斩首的妇女、被砍死的男子、身上“缀满”弹孔的婴儿，大量的牧师尸体，还有一名“尽职的医生并且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尸体，护士身上割下的一双ru房，被折磨致死的老师的尸体，一名已死的母亲和她的婴儿。编者要读者在这“恐怖的画廊”中徜徉，“仔细看这些照片，想象南越居民无可逃脱的苦痛……共产党越共游击队员是这些恶行的根源，而越南正身受其害。”《越共在南越的暴行和破坏活动》（出版地点不详，1966）。
战士都认为，有关暴行的叙述使他们急于想上阵冲锋，同时还会减轻他们因shā • rén而起的愧疚。例见艾伯特·迪普，《炮手迪普》（伦敦，1918），全书各处；戴维·法伦上尉，《决战（加里波利至索姆河）》（伦敦，1918），页107—108及154—155；杰拉尔德·弗伦奇，《陆军元帅约翰·弗伦奇爵士的一生》（伦敦，1931），页304；玛格丽特·加耐基、弗兰克·谢尔兹，《寻找布雷克·莫伦特：叙事诗歌民谣编写演唱者和南部非洲灌木丛生地区马枪骑兵》（阿默代尔，1979），页76；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220；威廉·霍金，《士气及其敌人》（纽黑文，1918），页59；霍尔兹沃斯，“医院牧师”，《当代评论》，109卷（1916年5月），页638；哈罗德·拉斯维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伦敦，1927），页62及81；陆军内维尔上尉，《一名轻步兵的战地信件》（伦敦，1930），页51—52；陆军约翰·莱斯利少校，“日记集”，1915年3月8日，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哈罗德·皮特，《列兵皮特》（印第安纳波利斯，1917），页45—46；詹姆斯·里德，《暴力宣传1914—1919》（纽黑文，1941），页3；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156—157；陆军阿尔弗雷德·威廉斯少尉，“西线来信”，给家里的信，1916年2月8日，页49，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一战中，敌军在西线第一次使用毒气后——一般认为这有悖战争规则（虽然这种想法很快就过时了）——许多士兵发誓一定要报仇。曾经受那次毒气袭击的加拿大分遣队的哈罗德·皮特这样说：
我们吸进毒气较少，但大家都急了，个个怒火中烧。我们拼尽全身力气，杀啊杀。不仅如此，我们shā • rén的方式还极端的野蛮。刺刀硬生生地扎进去，扭一下，拿枪当棍子使，不知哪个黑人丢下的小刀，拣起来就用……扎下去，直到没柄……让他们即刻就下地狱……满腔的仇恨……打仗的欲望……报仇……狂野！哈罗德·皮特，《未可原谅的谎言》（纽约，1923），页87—88。省略号为原文所有。
二战时，士兵在知道了集中营发生的事后也同样反应强烈。截至1942年11月，西方政府虽清楚地知道集中营的存在，但一直低调处理，直到战争后期才把它作为激发复仇情绪的有力武器。到那时，复仇的欲望已无可抑制。美军坦克师的黑人上尉约翰·朗清楚记得解放某集中营时的情景：
从那一刻起，德国人不再是和我不相关的敌人。他们简直就是禽兽！他们的所作所为无可辩护。在打开集中营大门前，我根本无法想象有人会这样待人，其他两座集中营也是一样。在此之前，我们只是肃清他们就完事，这以后非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不可。第761（坦克师）约翰·朗上尉，其访谈收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155。类似的叙述见蒂缪尔·布莱克的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281。
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8
澳大利亚战地记者约翰·本尼茨称，越南战争根本“不讲道德”，但他也说，“和一群用刀枪和喷火器来杀戮妇女儿童的游击队员打仗，也顾不上什么正大光明了”。约翰·本内茨，“一场奇怪的战争”，《年岁》，1968年1月25日，页5。有关敌军碎尸和折磨战俘的流言让人“胆寒”——“如果越南人的作为不像人，那也用不着以人道对待他们了。所有文明法则都可以搁在一边。瞄准时尽管放宽心，你不是在杀‘人’。”斯科特·凯密尔的证词，收弗朗西斯·菲茨吉拉德，《湖中的火：在越南的越南人和美国人》（波士顿，1972），页371。另见陆军威廉·卡利中尉，《尸数》（伦敦，1971），页106。这样就成了恶性循环：以暴易暴只会使暴力升级，且双方都义正词严。詹姆斯·里德，《暴力宣传1914—1919》（纽黑文，1941），页141—142及哈罗德·皮特，《未可原谅的谎言》（纽约，1923），页154—155。
对暴力的谴责是与人性的丧失联系在一起的。丧失人性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战士不再是“文明”人；二、敌人也甭想当人。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把战士想象成失去自控的人。战争叙事反复强调，战士并不是“真正”在shā • rén：他们“着魔”了，之后才会回到“真正的自我”。刺刀一旦沾上第一滴血，用学生士兵唐纳德·汉基的话说，就是
“见红了”。被爱好和平社会礼法压制的原始“嗜杀欲”喷薄欲出，好像要彻底改变他整个人，让他满脑子全是疯狂的念头，要杀，杀，杀！唐纳德·汉基，《持枪学生：二辑》（伦敦，1917），页65—66。另见菲利普·吉布斯，《战地快件》（马恩岛，1964），页131及陆军内维尔上尉，《一名轻步兵的战地信件》（伦敦，1930），页27。
士兵如杀了人，可以用“失去自制”来寻得宽慰，休·斯珀勒尔，“一战情形之我见”，页6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查尔斯·麦凯罗，《日记书信集》，1916年4月15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或者是“一时冲动”。陆军肯尼迪上尉，“他们的雇佣军召唤”，1932年，页153—15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锡德·肯普，“追念：西肯特皇家第六军团在1914—1916”，页19—2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一名士兵曾枪挑战俘，他对长官说：“长官，我没法住手，心气一下就上来了；我想止住，但没有其他路可走；最后还是杀了他。”引自密莱司·卡尔品，《战争与和平的神经官能症》（剑桥，1920），页75。对自己拿起步枪、刺刀时“有如恶魔附身一般的兴奋”，查尔斯·亚历山大是这样开脱的：“所有的原始冲动一下都上来了，但我却以为那是个美妙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