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刀》，1915年1月23日，页210。这样的梦魇可能会出现在“普通的谈话过程中：那张德国佬的脸，仿佛就是我刺死的那个人，他脸上的笑意和怪相让人胆战，一睁眼就挤了进来”，一名步兵上尉的抱怨道。引自哈维·库欣，《摘自一份外科医生杂志1915—1918》（伦敦，1936），页489。另见约翰·麦克阿菲的越战诗，“战士的梦”，收托普曼（编），《越战文学选集》，增补本（费城，1990），页80。shā • rén过后常常是寝食难安。例见布朗，“一次大战：日记描痕”，页1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罗伯特·克拉克，“进攻欲望与军事训练”，《美国社会学杂志》，51卷5期（1946年3月），页423；密莱司·卡尔品，《战争与和平的神经官能症》（剑桥，1920），页63；胡德教士，“日记：加利波利1915”，1915年10月9日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罗伯特·约翰斯顿，“一战经历”，页17，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莫特，“关于战争精神神经症的两次讲演（一）神经衰弱：恐惧的混乱与无能”，《柳叶刀》，1918年1月26日，页127—129；莫特，《战争恐惧症和战斗疲劳症》（伦敦，1919），页114—123；陆军里得雷上尉，“日记和书信”，1914年11月19日致母亲的信，剑桥大学图书馆手稿部，7065附件；索萨德，《1914—1918年战争文献中589份病历里显现的炮弹休克和其他神经精神病学问题》（波士顿，1919），全书各处。噩梦也会在战斗结束后出现。一战中，士兵罗兰·卢瑟就是在停战后才出现不适的，他称自己“精神垮了”，不想吃东西，神志错乱，脑海里总是回放战争中的情形。罗兰·卢瑟，“罂粟是血红的”，页37，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二战中，一名23岁的步兵在刺死一名敌人后只能在歇斯底里中寻求情绪的避难所：“我很烦，”他断断续续地说，“我父亲不让我shā • rén”。引自埃德温·魏因斯坦，“美国陆军第五神经精神病学中心”，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135。另见页134。同样在二战中，威廉·曼彻斯特描述了杀死一名日本兵的经过。“我呜咽了”，他回忆道，还反复说“我很难过”：
吐得一塌糊涂。没有消化完的口粮从前胸流下，一片火药味，夹杂着秽物的恶臭。就在这时，我又闻到了什么异味：是我把尿撒在裤子里了。威廉·曼彻斯特，《作别黑暗：太平洋战争回忆录》（波士顿，1980），页7。
上面给出的例子并不“典型”。多数精神崩溃的士兵从未杀过一个人。一战时，有个患神经官能症的英国兵的样本显示，他们中只有两成曾遭受过炮火袭击。皮恩，“远征军中的精神病”，《精神科学杂志》，65卷（1919年4月），页101。在1939年9月到1944年6月因精神原因退伍的英国士兵中，据估计是“因为战时服役”的只占35%，因为“体质性”和“疾患”的倒分别占40%和15%。战争内阁，“有关军中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工作部长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报告”，1945年1月31日，页8，伦敦档案局公民来访接待处21/915。有一成的病例，“病因”一栏写的是“不一”。澳大利亚的情况见安玛丽·孔代，“‘适应的痛苦’：二战澳军精神伤员”，《战争与社会》，15卷2期（1997年10月），页61—74。澳大利亚的精神病学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澳大利亚医疗杂志》曾发表过1945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新几内亚一役中60%的精神伤员从未与敌军接触过，三分之二的人没有见过打仗或空袭。辛克莱，“目前这场战争的精神病学方面”，《澳大利亚医疗杂志》，1944年6月3日，页508及辛克莱，“士兵的心理反应”，《澳大利亚医疗杂志》，1945年8月25日，页229。该研究认为，精神疾患的病根都是在战前，如童年受到的压力、家庭或性方面的不适应等。此外，研究人员还认为，对打过仗的精神伤员来说，是对死亡的恐惧而非杀戮的罪感（或恐惧）促成了危机的发生。吉莱斯皮，《战争对市民和士兵的心理影响》（纽约，1942），页180。事实上，就像我们此前看到的那样，让多数论者感到吃惊的是士兵在shā • rén时竟能如此自然。有精神病学家在1918年说过：
眼下有数以百万计的士兵，原先都是规规矩矩的市民，性格中没有任何鲁莽或嗜血的因子，也很在意自己的舒适和安全，现在不仅将自己置于极大的危险中，而且心甘情愿忍受极端的困苦，并参与伤害自己的同类，且没有通常伤害猫、狗时的厌恶。约翰·麦克迪，《战争恐惧症》（剑桥，1918），页11。
第八部分：医者于役医者于役4
这样看来，不堪杀戮的人倒是反常的。
精神病学家得出了一个骇人的结论，即士兵在战争中精神崩溃，很多情况下不是因为必须shā • rén引起的，而是因为战争没有给他们shā • rén的机会。不打照面的现代战争不能给他们以“个人的满足”，个性化的杀戮没有施展的空间。精神病学家约翰·麦克迪在一战结束时曾说：在此前的战事中，士兵身处死亡的边缘，但也得到了
某种形式的补偿，因为那样的战斗更带劲，短兵交接会让他们更频繁地得到满足，从个人英雄主义中得到欢欣。
一旦认识到“战争中没有张扬个性的空间”，士气会消沉下去，“再也没法激动起来”。现代士兵要面对无名的动因，他的侵略欲也会变得莫名。精神病学家告诫说，其结果可能是他们会对敌人心生怜悯（“这自然会动摇军心”）。约翰·麦克迪，《战争恐惧症》（剑桥，1918），页14及111。类似的告诫见史密斯、皮亚，《炮弹休克及其教训》（曼彻斯特，1919），页9—10。战斗中，战士的情感无法应对自己身份的迷失。
如果没有办法可以让士兵发泄其攻击欲，精神疾患便会找上门来：这是此后战事中许多精神病学家得出的结论。海军科恩少校、迪莱诺上尉，“战争引起的亚急性情绪紊乱”，《战争医学》，7卷5期（1945年5月），页285；伊莱·金斯伯格、约翰·赫默、索尔·金斯伯格，《精神病学与军方用人政策：二战经验的重估》（纽约，1953），页27；莫里斯·西尔弗曼，“和平时期英国远东驻军精神崩溃的原因”，《精神科学杂志》，96卷403期（1950年4月），页497；“心理医学专家的第三次会议”，1940年9月21日，页3，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1584；陆军埃德温·怀恩斯坦少校、加尔文·德雷尔中校，“对战斗引起的忧虑的动态研究”，《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9卷，增刊（1949年11月），页15—16；海军梅耶·齐利格斯少校，“战争恐惧症：在一个太平洋岛上的精神病学经历和管理”，《战争医学》，6卷3期（1944年9月），页168。陆军少校马文·F格雷伯发现，部队中倒是非战斗人员最常出现精神崩溃，因为其所从事的工作太平和，从中难以得到满足。陆军马文·格雷伯少校，“海外非战斗精神伤员治疗中的má • zuì综合法”，《战争医学》，8卷2期（1945年8月），页85。可以让士兵释放其侵略欲的运动战如二战，给士兵带来的紧张要远比“静止”的战事少。陆军里斯上校，“备忘录：陆军中的精神神经症——1939年9月到1940年6月”，页1，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1584。有一种观点认为，战斗疲劳症的产生多半是因为士兵本能的“或打或逃”的反应受到了阻斥。要是打不能打、走又不能走，那他们一定会极度忧虑——这种思想状态是很不利的。海军科恩少校、迪莱诺上尉，“战争引起的亚急性情绪紊乱”，《战争医学》，7卷5期（1945年5月），页285。阿拉干战役中，就有精神病医生报告说“与猛烈轰炸相比，士兵们更适应追或被追”。“精神病学——阿拉干战役”，未注明日期，页6，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1571。适应力强的士兵可以通过消灭源头（即敌人）来宣泄忧虑和火气，但如无法发泄仇恨，就会出现神经病症状：这是两位研究人员1918年得出的结论。陆军埃德温·怀恩斯坦少校、马丁·斯泰因上尉，“战斗人员的上胃肠道心因性不适”，《战争医学》，8卷5期（1945年11—12月），页367。用一名军事观察家的话来说就是：“身受威胁而又无能为力是忧虑的根源”。唐纳德·霍尔，“捍卫民主行动中的压力、自杀和军役”，《战争医学》，161卷3期（1996年3月），页161。另见朗德尔、厄萨诺、霍勒韦、琼斯，“战斗紧张症与美国空军”，《战争医学》，155期（1990），页515—518。
在一战开始几年，战斗疲劳症被认为是神经受到了物理损伤所致，于是就自然地认为是身体的创伤，如被活埋或被狂轰乱炸等，造成了“神经”的崩溃，在其发展过程中恐惧和罪感几乎不起作用。但渐渐地，医疗人员开始认为，或许心理因素才是精神崩溃的充分条件。这些条件一旦得到满足，恐惧和shā • rén的行为本身就立刻变得十分重要。正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杰出普及者、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欧内斯特·琼斯所说：战争是对“文明准则的公然背弃”。在战争中，士兵不仅被允许、甚至受到鼓励
去做一个文明人自始至终摈弃的行径……各种原先被禁止或藏匿的冲动，残忍的、暴虐的、嗜杀的等等，都被煽动起来了，早先的内心冲突，即弗洛伊德认定的所有精神病症的缘起，原先一直是通过“抑制”冲突的一方来解决，现在都得到了加强，而生命体本身也不得不重新面对它们，而这时环境已完全改变了。欧内斯特·琼斯，“战争休克和弗洛伊德的神经官能症学说”，收弗伦齐、卡尔·亚伯拉罕、欧内斯特·西梅尔、欧内斯特·琼斯（编），《精神分析学和战争恐惧症》（伦敦，1921），页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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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是，一旦“回到常人的精神状态”，心理就会受到严重的冲击。约翰·麦克迪，《战争恐惧症》（剑桥，1918），页11。这种现象在步兵中尤其严重。他们能更多地感受到毁灭欲的后果，这一点和比如说海军人员等比有很大差别。海军弗兰西斯·布雷斯兰中校、霍华德·瑞姆少校，“海军的精神病学问题”，《战争医学》，6卷4期（1944年10月），页219。
尽管shā • rén还没有被认为是情绪失控的原因，但一些精神病学家，特别是倾向于精神分析学的精神病学家，已经开始把两者联系起来。如在美（他在一战中是康奈尔大学医疗心理学系的讲师）英（二战时他在英国剑桥教过精神疗法）说话都很有份量的约翰·麦克迪，在他的《战争心理学》（1917）中突出讲了升华在消除人杀戮时恐惧心理方面的作用：
敏感的人无法从杀戮中获取乐趣——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吧，敏感的人必然会承载双重的压力，很快就会痛恨自己所要担负的任务，这种仇恨不久就会化成恐惧。一旦出现了恐惧，就只有投降或者生病两条路了。约翰·麦克迪，《战争的心理学》（伦敦，1917），页53—54。
也有其他精神病学家持类似观点。1919年，爱德华·拉泽尔博士对华盛顿神经和精神疾病学会说，纵使士兵能说服自己shā • rén是对的，他“尚不成熟的自我理想”也会拒绝接受如此突然的转变，进而与其意识产生冲突。在战斗中，这样的士兵将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本性是嗜杀的。对攻击和暴虐冲动的禁锢一旦解除，再加上当事人无力升华或压抑死亡的意识，就会产生个体无法承受的压力。约瑟夫·D泰希尔（1953）和格雷戈里·齐布尔克（1943）曾强调过俄狄浦斯幻象的重要性，不过儿子因父亲和自己争夺母亲的爱而对其充满杀欲、罪感纠缠的仇恨，被战时杀戮的要求打乱了。爱德华·拉泽尔博士，“战争的心理学和精神分裂症”，《精神分析评论》，7卷（1920），页227-228。二战的论据见爱德华·斯特雷克、肯尼思·艾普尔，《精神病学与现代战争》（纽约，1945），页24。士兵在上战场时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满心罪感，总在想象一次的谋杀，这样的罪感早在他参军之前就有了。如有士兵心怀强烈的俄狄浦斯式的罪感，就会更加认同死去的人。如果再担心自己会受惩罚，被阉割或处死，他在战场上就会退缩，不事抵抗，终日沉浮于幻想。约瑟夫·泰希尔，“‘战斗疲劳症’或死亡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