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牧师”给人带来的遐想。斯潘塞·休斯，《不管用的事》（伦敦，1916），页40；“朱尼厄斯再生”，《圣战：恶之极端：慷慨与贪婪：讽笔》（伦敦，1915），页5—6；爱德华·温顿，“神职人员和军队服务”，《当代评论》，109卷（1916年1—6月），页153及158。他们认为参战的牧师要有“男人的长相、男人的勇气（和）男人的心灵”。史密斯教士，“黑龙骑兵”，日期不详，页码不详，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另见爱德华·温顿，“神职人员和军队服务”，《当代评论》，109卷（1916年1—6月），页154。即使在神学院这样的圣地，勇武和男子气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在里德教授给格拉斯哥大学神学高级讲习班的学生做的最后一次演讲中，提到神学院许多学生业已参军时他的语气就是赞许的：这“才像男人”。这些学生的行动表明神学堂并非“逃避兵役或不受欢迎的人的避难所，就相对比例而言甚至可算是格拉斯哥大学最勇武的一个系”。里德教授还“恭切地盼望这些学生战士的归来能在这里的长椅间集聚一种不寻常的力量”。里德教授，《神学在战后》（格拉斯哥，1916），页4—6。约翰·史密斯是一名澳籍长老会牧师，他参加了一战并上阵打过仗。他就看不起那些抱着“教区母亲聚会态度”的牧师，并以浑厚的语气卫护了像他一样上阵杀敌的牧师们：
战事的爆发调集了民族的精英。没错，教会也意识到这实际也是上帝的事业，于是派了上帝的子民上阵杀敌。牧师脑中的肌肉也该坚挺起来，他的情绪、他的谈话和讲道都应带上一丝锋利，至少应与他要激励的对象所要从事的事业有关。约翰·史密斯，引自迈克尔·麦可南，《战争中的澳大利亚教会：主要教会的态度和动作1914—1918》（悉尼，1980），页132—133。
在一个强调“刚毅的基督精神”的环境中，牧师身上的“阳刚气”是大家一致推崇的。最有名的战斗牧师（肯尼迪教士）受到的赞扬，见温切斯特主教序肯尼迪的《与不朽的第七师》，第2版（伦敦，1916），页Ⅴ。另见唐纳德·克劳斯比，《战场上的教士：天主教牧师在二战中》（劳伦斯，1994），页48。
道德和士气
也有意见认为部队里没有牧师的位置。这些人担心，战士信教可能会减弱其攻击欲，论辩见乔治·巴塞特，《这也有发生》（伦敦，1947），页23—24；亨利·霍兰德，《如在火旁：战争笔记：二辑》（伦敦，1915），页23—24；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104。他们会被牧师调教得“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琼·克利福德，《谢谢您，牧师大人：二战回忆》（伦敦，1989），页90—91。有军官认为部队根本不需要牧师，在战时基督教国家不该再信仰基督了。陆军准将弗兰克·珀西·克罗热就公开说，牧师虽然可以帮着发香烟，但他们“于战争并不适宜”。克罗热，“随军牧师的用处”，《每日镜报》，1930年4月25日。
总的说来，牧师于shā • rén的事业并非可有可无：他们是道德仲裁人，士气的推进器，忏悔、告罪的对象。英国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甚至认为一个受士兵欢迎的牧师对于打胜仗的意义不亚于一个厉害的将军。麦肯齐，“士气和事业：改变一战英国远征军看法的运动”，《加拿大史学杂志》，25期（1990），页215—232。在全英各地，布道讲坛都成了应征地。一战时伦敦主教就自夸，仅他一人就鼓动了上万人参军。见艾伯特·马林，《最后的圣战：英国国教教会在一战中》（达勒姆，1974），页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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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了这种观点，宗教界的用途便不止一端——从训练营（“基督教会是我所见最嗜杀的造物主，我们对他们非常倚重”，一名负责训练的高级军官夸口道）到战前准备（牧师祷告“我的孩子们都能顺利地‘放掉’敌人的血”）都有他们的身影。陆军克罗热准将，《一个高级军官在战场无人地带》（伦敦，1930），页43；约瑟夫·欧卡拉汉神父，《我在“富兰克林”号上当牧师》（纽约，1961），页40；塞勒斯，《从奥尔德肖特到比勒陀利亚：驻南非英军的人道工作》（伦敦，1900），页113。鼓舞士气是牧师的重要工作。一战时，陆军上将黑靖爵士就曾对一群牧师说过，有他们在，部队“可以提升士气，并强化士兵的道德底气，以便更好地完成任务”。引自循道宗牧师约翰·伯里亚，《炮边草记和牧师》（伦敦，1917），页78。同样地，美国总统宗教委员会在1950年年度报告中也称赞了牧师们的工作，在他们的激励下士兵“表现得更好了”。《随军教士：（美国）总统军队宗教福利委员会呈给总统的报告》（华盛顿特区，1950年10月1日），页18。另见页13潘兴上将和布雷翰·萨默维尔上将的话。他们帮士兵战胜了绝望，且帮他们培养了“征服的意志”，杰弗里·安克泰尔·斯塔德特·肯尼迪教士在他的《峻语》（1918）中说。肯尼迪教士，《牧师峻语：说给英国远征军官兵的话》（伦敦，1918），页31。除了纪律、求胜欲、自尊、忠诚、荣誉感，1943年出版的一本随军牧师官方教材还提到塑造“斗士品格”，认为这也是随军牧师的职责所在。布朗韦尔教士，《随军牧师：皇家陆军牧师局：牧师的责任和品行》（伦敦，1943），页51。英国陆军第八军上将蒙哥马利很欣赏一篇文章，是讲牧师在战争中作用的。文章发表在《随军牧师杂志：中东》（1943），告诫牧师们要
突出……善恶之争、对错之辩、我们事业的正当性、基督的无处不在、祷告的作用、牺牲的荣光、永生的幸福等，以加强士兵响应上帝召唤、上阵杀敌的诚意和信心。
在战斗前夜，牧师们被要求“选用大调而非小调”来说教，要把战气说得很神圣，鼓励士兵使出全身气力，提醒他们基督已“征服了整个世界”，要灌输这样一个正确信念，即“让上帝降临，他的敌人应被驱散”，主题应是“颂扬我们正义的事业，祈祷它值得我们付出一切，托付给上帝我们所有的问题和我们自身。”“牧师在战争中的职责”，《随军牧师杂志：中东》，1卷2期（1943复活节），页65—66。文末有蒙哥马利将军的批示，要让所有牧师都知道这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在越战中，随军牧师都起了同样一个作用，那就是教导士兵要正确理解十诫中“不可shā • rén”的那条。越战的例子见海伍德·柯克兰，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94—95。
就士气而言，随军牧师的首要任务就是抚慰向其诉说shā • rén后内心不安的士兵。罗纳德·赖特，《推荐牧师：军中生活探讨》（爱丁堡，1944），页33，电台节目。士兵从不询问牧师shā • rén是否正当的例子我只见过一个：罗伯特·麦凯纳，《透过帐门看去》，1919年首版（伦敦，1930），页103。牧师应“给军队注入些血性”，“要让自己、也要让任何与他接触的人心中的热血沸腾……胸中充满正义的仇恨”。史密斯教士，“黑龙骑兵”，日期不详，页码不详，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连“棒小伙”也可能需要别人来安慰他，告诉他把刺刀扎入另一个人的身体没什么不对：“要是把一个德国兵交给我处理，我是不是应该毫无怜悯地用刺刀把他戳穿？”一战时有士兵这样问欧文·戴维森教士。戴维森充满信心地答道：
你上前线有一个崇高的目标，就是要履行一名士兵对国家的义务。你学过当兵应该怎样，如何去打仗。那就投身进去吧，怀着这个高尚的目标和国家教给你的其他志向，等要你作决策时，应该完全清楚自己的职责是什么，接着就应该去完成它。
那名年轻士兵很满意这个答案，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成了名“非常优秀的战士”。戴维森也很高兴自己很好地“把握了分寸，并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劝服士兵坚持这些高尚的目标”。戴维森教士，“一个牧师的回忆”，页12，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半个世纪过后，英国皇家空军一名牧师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要向所在部队的投弹手解释屠杀为什么是对的。他记得自己无意中曾听到有年轻的皇家空军学员表示，他们对驾驶载有核武器的飞机执行轰炸任务有保留意见。这使他很吃惊，觉得有必要向这些年轻飞行员讲解“威慑的道德意义”。之后他又为其他牧师安排了一个特训科目，研究如何应对类似的异议。戈登·查恩，《英国皇家空军的随军牧师：角色紧张之研究》（曼彻斯特，1969），页114。二战时的例子，见麦考斯克阁下，“访谈”，1989年6月，页20，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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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也承担起了为实际战斗提供道德指导的责任。前面说过，布道坛上空总是回荡着“参与这场游戏”，为上帝、祖国而战的劝诫。牧师会提醒体能和刺刀训练总部的参训士兵说，运动家总是“把公理置于强权之上。他会出手，且会狠狠地打，但从不攻击对方腰带以下部位”。肯尼迪教士，《牧师峻语：说给英国远征军官兵的话》（伦敦，1918），页26。另见亚历山大，“和平与战争”，《卫报》，1915年2月11日。有意思的是，要士兵“堂正大度”的劝诫只是表面文章，说说而已。虽勾画出了“正义战争”的概念（是否按规矩宣战？是否为了正义的事业？是否别无他法，不得不打？），许多牧师仍对战争期间一味守“规矩”是否适宜有很大的怀疑。正如澳大利亚武装部队一随军牧师所说：“能打哪儿就打哪儿，能打多狠就打多狠……真的，战争不可能有什么规则，有也就一条：适者生存。很明显，这是种亡命法则。所以，无论做了什么都不用忏悔。”威廉·穆尔教士，“一名牧师在澳大利亚武装部队的经历”，页10，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
正是因为这种陈腐的神学说教，澳大利亚历史学家迈克尔·麦克南才不动声色地批评说，牧师“用他们的烦琐哲学得出了正义战争的构成要件，却不愿将其理论施用于某一具体的战争环境”。迈克尔·麦可南，《战争中的澳大利亚教会：主要教会的态度和动作1914—1918》（悉尼，1980），页2。约瑟夫·麦卡洛克教士在《我们自有命令》（1944）中忧心忡忡地写道：“我担心的是，牧师反会被军队洗脑了。”约瑟夫·麦卡洛克，《我们自有命令》（伦敦，1944），页171。
随军牧师在一个方面未能提供足够的道德指导，是关于杀害战俘和平民的。随军牧师很清楚，滥杀非战斗人员是法律条文和宗教规章都不见容的，但三次战争中他们对此的谴责都只是轻描淡写。随军牧师在初到越南时常讲些无边的故事，说越南的妇女和儿童伏击粗心的士兵是“背信弃义之举”，却只字不提边上还有无辜平民在场。莱昂内尔·海明，“天上掉下个龙骑兵”，页22，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越战自始至终，布莱热顿教士（埃塞克斯郡霍林伍德的教区长）半个世纪前说过的话仍被一再提及：
我们是为自己宝贵的生命而战，我们的敌人不是基督徒，他们甚至不是人，是爬行动物。我们有权粗暴地对待这些恶魔。对那些反对报复的人道主义者，我只有鄙视。布莱热顿教士的布道，收《约翰牛》，1915年7月10日。
宗教领袖对战士们说，敌方百姓是支持其军队暴行的，所以也是合法的进攻目标：连小孩都可以格杀勿论，因为无法把他们和有罪的双亲分割开。威廉·坦普尔，《对战争的有条件辩护》（伦敦，1940），页34。1917年时，现代主义神学家、《当代教士》一书的编者梅杰教士说得更直白了，
要是保护我国婴儿的惟一办法就是把杀尽德国的婴儿，那杀婴就是军方的责任，不管这事本身多让人反感。尤其是考虑到那些天真的德国婴儿长大多半会成为婴儿的杀手，就更没有商量的余地了。梅杰教士，“感伤主义者和决疑论者”，《当代教士》（1917年8月），页212—213。
随军牧师对杀害非战斗人员能有多容忍？上世纪60年代，戈登·查恩曾访问了73名牧师，问他们对滥杀敌军战俘的看法，顺带检讨了一些随军牧师在这方面的态度。他的书在宗教界广有评论。例见《对讲机：澳大利亚防务部队教士杂志》，第2、3期（1972年11月及1973年3月），分别见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