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阿奈洛（参加过越战）和戴夫·纳尔逊（越战时的狙击手）许久的苦楚被视为一种选择，一种适当的道德反应。这既肯定了他们作为“人”的身份，又使杀戮能够继续。一个士兵，在日记的一页上可能会诉说shā • rén时感到的极度痛苦；同样是他，在另一处可能会承认残杀时的无边快乐。彼此矛盾的情绪是能共处的，但历史学家一般只看到其中的一面，就断定所谓的快乐是“病态”、“不正常”，只有精神创伤才“合常理”。但正是通过创伤的语言士兵才能承受shā • rén后的不安经历。多数人不愿接受真心悔过后接踵而来必须减轻精神痛苦的努力。我们不知道哈伯德在回到伦敦、精神复原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阿奈洛没有机会追悔——他阵亡了。纳尔逊呢，他会继续受苦，以前的战友不能认同他对“武士气质”的理解，异口同声地指责他，使他的罪感愈发沉重。无论牧师和（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怎样努力，有些战士的良心是他们永远无法抚慰的。
本书虽然更多关注其共同点，但几次大战实际也有着非常不同的地方。比如，越战士兵经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参与的是场不受欢迎的战争，因而战后精神创伤要比其他人更深。某一场战争的道德立场会影响到随军牧师和心理学家的立场。越战中，这两类人都怀疑战争的合法性，但这只是社会对这场战争合法与否担忧的反射，而不是任何神学或心理学观点的改写。此外，杀日本人和越南人显然和杀德国人不可相提并论——shā • rén的是美国黑人、澳大利亚土著，还是爱尔兰人，也很重要。1939—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显然和越战，而不是任何一场在欧洲进行的世界大战有更多的共同点。有些特殊的情境促成或鼓励了某些极端的杀戮行为。领导不力、集体压力、目无法纪，以及不知道应在多大程度上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命令，再加上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无法与敌军直接交火、己方伤亡过于惨重和种族主义等），使越南比任何一次大战都要血腥。一战时大军压境，深壕坚壁，只能让人心生尊敬和爱怜，这在后来攻防速度加快的二战和越战就不会发生了。各国传统对其战争叙事也有影响（比如和英军相比，澳大利亚人可能更勇猛）。受教育程度不同，事前对战争有不同的期望，意味着不同的人找到的语言，传递他们的战争感受，也绝少有共同点。
一本关于战时杀戮的书不可能有斩钉截铁的结论。在本书最后一章中，我们审视了军旅生涯给人带来的变化，但别忘了，有数百万的士兵没能活着见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朱利安·弗朗西斯·格伦费尔（1915年5月26日因伤死于法国）在二战中会不会像一战中喜爱“德国佬”那样喜欢他的德国对手，或者“武士”的范型、（二战）王牌飞行员理查德·希拉里会不会保持其“青年的美丽、勇武和高贵”代言人的身份，他死时尚未成年。但本书一直想传递的信息是，战争是牺牲他人的过程，也是牺牲自我的过程。对许多男女战士来说，正是这点使得“战争如此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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