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厉害，喜欢shā • rén。做益州行台仆射，杀死了许多将士，并且杀害了行台尚书韦云起。贞观二年，他在洛阳病得厉害，忽然说：“有人给我送瓜来。”左右的人告诉他说：“冬月没有瓜。”窦轨说：“确实是一盘好瓜，为什么说没有呢？”不一会又惊恐地说：“不是瓜，都是人头。”窦轨说：“是跟我要命来了。”又说：“快扶我起来见韦尚书。”说完就死了。（事见《太平广记》卷一二六）这是较为典型的现世报，这样立竿见影的报应当然不会太多，但是用不着担心会有漏网之鱼，在神道设教的理想之下，他们别无逃路。
按照古已有之的说法，一个人在阳间造的孽，如果得不到现世报，到了阴间，也会有算总账的时候。阴间的一套管治力量，据说充满了正气，鬼判的一枝笔，能录尽世间的一切恶行。这同样是悬在贪官污吏头顶的一柄利剑，这是以恶惩恶。
同样的道理，在阳间行善，如果得不到现实的福报，到了阴间，也会有重新肯定的时候。重新评价的结果可能让你托生于富贵之家，让你少付出一些生存的代价；或者让你为官为宦，光宗耀祖；也可能就地提拔，当上阴间的“干部”；抑或是一步登天，到一个人人向往的地方，可以享受不生不死、无忧无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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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的成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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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的倡导者杨震在东汉永宁元年，为司徒，位至三公。杨震的儿子杨秉在延熹三年，官拜太尉，亦位至三公。杨震的孙子杨赐，历官司空、太尉，同样位至三公。杨震的曾孙杨彪在中平六年，代董卓为司空；其冬，又代黄琬为司徒，同他的父辈一样位至三公。一直到杨震的玄孙杨修，为丞相府主簿，相当于现在的国务秘书，后为曹操所杀，杨家才算倒了台。史书上说，“自震至彪”杨家“四世太尉，德业相继”这是以善赏善的典型。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称赞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信哉。”模范的力量是无穷的。当时的人们非常相信，杨家的数世显贵，都是杨震积德行善的结果。
果报的结果是使我们不至于丧失最起码的生活信心。果报的结果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并不缺乏公平。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这样的当头棒喝，无疑是真实而有力的。
这多多少少算是对好人倒霉、恶人得意的社会现状的一种颠覆。这样的颠覆虽不足以澄清人世间的一切污浊，却是整个道德体系不至于完全倾覆的必要支撑。
“我知”的潜台词是我有良知。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孟子说的这四心，便是一个人的良知的全部。
因为良知是与生俱来的，故也叫天良。“我有天良”，通常的解法是说我有知耻之心、我有自制之力。
有一回，王守仁的一个学生捉到一个小偷。便对小偷大讲良知的道理，希望他能改邪归正。小偷说：“我们做小偷的还讲什么良知？”当时天热，这个学生就让小偷脱掉外衣，又要他脱掉内衣，当再要他脱掉内裤时，小偷不干了，王的学生于是对小偷说：“知道羞辱，这便是你的良知。”（事见《传习录》）
荀子说：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二足而无毛的动物，而是因为他们有明辨是非的能力。禽兽有父子关系而无父子亲情，有男女关系而无男女共处的规则，所以说为人之道最重要的是要有辨别能力。辨别力中最重要的是恪守本分，恪守本分最重要的是懂得节制。（《荀子·非相》）
灵帝时，南宫被火，宦官张让和赵忠等便建议皇上加派田赋，每亩田要多交十文钱，用来修复火毁的工程，又下令征发太原、河东、狄道等郡的木材和石料，如此还嫌不够，又命令刺史和食禄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以及各地方荐举的茂才孝廉，授任或升迁之前，都得赞助一笔修宫钱。选任大的州郡者，要交纳二三千万，其余的数目不等。官员们赴任前，都得到西园依价交纳，然后才能上任。有比较清廉的官员，干脆要求不去赴任，甚至以自杀来明志。（事见《后汉书·张让传》）
巨鹿太守司马直就是“乞不之官”的官员之一，朝廷因为司马直一贯享有清誉，特地照顾他，只要他交三百万就可以。史书上说，司马直接到诏命，怅然道：“为民父母的，反而要靠剥削百姓来满足现在的苛求，我实在不忍心这么做。”于是称病要求解除对他的任命，朝廷不允许，司马直只好上路，走到孟津渡口，前面便是黄河，过河南行不远就是帝都洛阳，司马直却停下来不走了，在这里，他给最高当局打了一个报告，然后吞药自杀。
按说朝廷都把官位出包了，这对当官的来说，无疑是获得了贪赃枉法的通行证，这就意味着往后的课剥有了法理上的依据，当官的如果能狠下心来，收益必定要远大于政府下发的指标。
然而，司马直却不肯向小百姓下手，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不忍心。可见“我知”在司马直这一类官员心中的巨大作用。
“尔知”，是说这世上并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东窗事发，便要受法律上的制裁。我为什么把法律的作用放在最后来说，实在是因为旧时的法律在很多时候都形同虚设。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南朝梁时，有一位大贪官，名叫鱼弘，此公经常对人说，我当太守，实行的是所谓的四尽政策：“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大丈夫在世，如轻尘栖弱草，如白驹之过隙，人生欢乐富贵能有几时？”（《梁书·夏侯亶传》）
这样公然叫嚣人生苦短，大丈夫当及时行乐的“四尽”太守，一生居然毫发无损，历任五个郡的太守，快活到头。
因为再森严的律法都得靠人来贯彻执行，二千多年前的大哲学家荀子说：“法不能dú • lì，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荀子·君道》）有良法，无良吏，有还是等于无。
坏人们一再得意，老百姓不答应了，所以坏人在一些文学作品中总能得到应有的下场。
文学作品中的坏人总是以他招牌式的坏引人愤慨，文学作品中的坏人也总是在他机关算尽的时候突遭天谴。
与此对应的是，好人在文学作品中总是以他招牌式的好催人奋进，文学作品中的好人也总是在历尽劫波后拨云见日。
这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公道和人心。
这样的故事之所以能大快人心，也证明了它的难得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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