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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笑”,进门喊“革命”口号,出门跳“忠字舞”。没费多少劲,《如此照相

》一挥而就。

可是一读,有人伸舌头了:“老天爷,用语录讽刺,丑化拿语录本儿,危险!”

我分辩:“不是我丑化语录,是林彪、‘四人帮’丑化了寻师的教导。”不少人还

是摇头。但也行许多人支持我:“小姜,立起来看看!”跟我合作的赵炎,由于工

作需要给马季捧哏,我剩一个人了。一看,当时李文华也正是一个人儿。我胆怯地

问李老师:“我和您排一段儿,行吗?”“那怎么不行?”我设想到李文华老师答

应得那么痛快。马上请示领导。8月份,我们两人搭伴,到了河北省宣化的一个部

队里,一边修改,一边排练《如此照相》。

两个星期以后,我们随着师宣传队一起演出,根据我的要求,我和李老师一人

穿了一件战士服,惹得不了解内情的人看着李文华说:“这么大岁数还当兵呢,资

格得多老呀……”第一场演出在张家口的一个山沟里,舞台是两辆拖拉机拼起来的,

剧场就是农村的场院。嚯,人山人海。我们两没说几句,台下笑声起来。接下去,”

包袱”一个又一个,笑声一阵接一阵!词不是在背,而是顺着嘴在流。看着我学着

拿语录本照相的样子,乡亲们笑得直用衣襟擦眼泪。下了台,我的眼泪也快出来了,

我对李老师说:“这个地方叫‘下八里’,我一定得记住,我的相声下里巴人都听

懂了。”李老师纠正找:“不,你错了,这是阳春白雪。真正的人民群众。”1979

年10月份,在共青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联欢会上,我演出了这个节目,整个首

都体育馆,先是阵阵笑声,然后是长时间的掌声。我沉浸在奋斗胜利的喜悦中。

我和李文华一搭伴,他觉得舒服,我也觉得合适,尤其《如此照相》演出成功,

我们更觉得分不开了。当时北京的舞台上,两个相声演员岁数悬殊这么大的还没有,

有人觉得不太习惯,但这到底有什么不好呢?

我跟李老师说:“您别嫌我小,咱们一起合作,不断出新节目。”李老师和我

说:“你也别嫌我老,我爱了一辈子相声,能演好它我就高兴,别的我什么也不想!”

为了能“摽”得更紧,11月份,我们这一老一小,开始远征采风,奔向祖国北疆

的边陲——伊犁。

天山冰封雪冻,可伊犁大地如春。我们又正赶上维吾尔族的“古尔邦节”,近

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全沉浸在兄弟民族的深情厚谊和欢歌曼舞之中。

但在一次婚礼上,我们沉默了。新娘的嫁妆、新郎的彩礼使我们目瞪口呆:金

戒指、银耳环、玉镯、毛毯、自行车、手表……得多少钱哪!记得昨天,听他们唱

的歌是:“纯洁的爱情比得过天山的冰雪,真正的爱情比金子贵重。”可今天却是

这样。我感叹地说:“像这样儿,我得打一辈子光棍了。”李文华也说:”我也讨

不起媳妇儿了。”而这种结婚讲排场的风气,无论在内地或边疆都正在蔓延。一种

责任感,促使我要拿起笔来。当天晚天,我和李老师商量后,决定用歌曲和诗词去

叙说真正爱情的价值和地位。一个多月后,《诗歌与爱情》这个相声段子产生了。

它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一位女青年在来信中这样写道:“我搞对象时,问人家

要四十八条腿,要三转儿(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从来没有想到过爱情真正的

位置。”“通过你们的表演,我受教育了!你们的艺术在陶冶着我,我要说相声伟

大!”姑娘说我们的相声教育了她,而我觉得她的信更深深地教育了我。相声,原

来有这么大的力量,我要永远用它来为创造高度的精神文明服务。

1979年,我们演出了讽刺官僚主义的相声《霸王别姬》以后,收到了报社转

来的一封信,说听了《霸王别姬)以后,认为我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反对党

的领导,第一次把党支部书记作为讽刺对象出现在艺术作品中,用心毒矣!我把信

向领导同志汇报了,领导同志要我正确对待各种各样的意见。我想,相声艺术是一

朵花,讽刺作品可以比作带刺的蔷薇,有人欣赏的是花,有人碰到的是刺,当然这

朵花要有党的阳光照耀,要扎根在人民的土壤里。

经常在电视里露面,一上街,走到哪儿都能让人认出来,招人注意。我经常戴

个大墨镜。和李文华一起坐公共汽车,他上前边那个门儿,我就上后边这个门儿,

就这样,仍然免不了被人围住,说长问短,我总笑着说李老师:”就您脸上这特征

多,招人!”1980年,我们连演出带深入生活,到了沈阳、青岛、济南、保定和

江苏的一些地方,累计在一起历时近8个月,写作、演出了《我与乘客》、《战士

的歌》、《棒打与溺爱》、《北海游》,还排练了传统节目《打灯谜》。

9月底,我被中国曲艺家协会选为代表,参加了第四届文代会,还被选为中国

曲艺家协会的理事。对这,我与其说是高兴,倒不如说是不安。我想我要加倍努力,

不辜负人民和党给予我的荣誉和责任。会议期间,《中国青年》杂志的一位记者问

起我在演出中是什么样一种风格时,我回答她:现在谈风格,为时尚早。我踏入专

业文艺队伍仅仅三年,还是个新兵。不过,我要学习侯宝林老师的高雅、诙谐,马

季老师的热情、奔放,李文华老师的含蓄、沉稳,把这些风格汇在一起,努力塑造

出新时代青年人的特点来。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觉。风格!我该有怎样的风格

呢?想着想着,想起了1977年在广交会上马季老师对港澳记者团说的一段话:“对

旧相声来说,侯宝林先生是一个叛逆者,他摒弃了低级、庸俗的谈吐,溶进去清新、

高雅的格调。

我向他学习,不仅学习艺术,也学习了这种叛逆的精神。着重于歌颂,不拘泥

于旧的表演程式,带出强烈的时代气息来。”这段话,想起来格外有新意。

今天,我是我们说唱团的第三代相声演员,我也应该继往开来。要继承这种叛

逆的精神,准确说是一种革新、脱俗、闯的精神。我要用新的要求,高的标准,永

远向新的目标前进。

但新的苦恼又在困扰着我。我愈来愈对自己写的作品不满意了,原稿半本半本

地被扔进了纸篓。我觉得我的演出太多了。除正式演出外,在火车上、餐厅里、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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