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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室,只要一被认出就要演上一段。天呵,入不敷出,我们拿什么样的更新更好的

东西,去奉献给热爱着我们相声演员的人民群众呢?

一次,我对李老师说:“我有点不想干相声了。”“什么?”他惊奇了。

我说:“演出量大,创作量大,人们的要求又高,我觉着我写不出好东西来了!”

李老师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这正是长能耐的时候,你要是不着急,觉得日子好

过,就不是你了!”我心里忽悠一下。讲老实话,1980年的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评

奖,我和李老师演出的《如此照相》得了一等奖,《诗歌与爱情》、《霸王别姬》

得了二等奖。得了三个奖,我没太高兴,更多的是愁下一步怎么往前迈。李老师的

这句话像击了我一掌,不能退呵,得向前呵,还是那句老话,要把压力变成动力!

我按着自己给自己提出的要求,一直铆足劲儿干。党和人民不断地给我支持和

鼓励,报刊上称我是“后起之秀”,内行们叫我们“一老一小新一对”。

观众们比喻我们两演出的风格像“一位慈样的老妈妈带着一个淘气的孩子”。

日本的电视播放了我们演出的录像,美国的报刊称我们是“滑稽明星”,法国

的学者来信问我要材料,要写有关我们作品的论文。

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少先队的活动。当小报幕员报到:“老少先队员姜昆,

和我们喜爱的李文华伯伯参加了我们的大会”,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时,我的

心一个劲儿往喉头上顶,眼眶里一下冒出许多泪水。本来,我说相声是逗大家乐的,

可我却哭了。少年们欢腾的场面,触动了我一根很敏感的神经,台底下红领巾和孩

子们的笑脸融成了一片模糊的带着神奇般色彩的画面。多快呀,我从一个喜爱艺术

的顽童,一下子长得这么大了,还出了点名。我仿佛看到了我身后那并不太长却显

得遥远的路,那路上有着坎坷,我甚至也滑倒过,但祖国、人民、老一辈的艺术家

指引着、扶持着我……我默默地想:只要我活着,就要永远记住这一切,永远和祖

国、和人民在一起。

写于1980年

攀登——我当相声演员以后之二

我选择了许久,还是用“攀登”这两个字作了我的题目,尽管已经有多少人不

厌其烦地用过了它。因为,一般人都讲路是在脚下延伸的,而我觉得路是在我的头

上,每前进一步都比上陡峭的台阶还费劲。这些年来,我自认为还是用尽了吃奶的

劲儿向上走,尽管我的步伐不快,能达到“一览众山小”的峰顶是那样的邈邈无期,

但我愿意用不断的运动来增添我的体力,跟上时代的步伐。

人们都以为相声演员的生活,一定是一天24小时都在笑声中度过的。诚然,

作为一个人,乐观向上能使你对生活的热情永远保持炽热的程度。但是,笑声不能

太多了,过分追qiú • huān快而产生的痛苦,那滋味可真不好受。

1979年的11月到1980年的1月,我度过了一段笑声颇多的日子。长春电

影制片厂的林汝为居然选中我去参加电影《忠诚的战士》的拍摄,让我扮演贺龙同

志的警卫员。为了不使我和李文华分开,他们还安排了李文华来扮演伪桑植县的县

长。

稍微想一想,就是件非常有趣的事:这部影片是描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

以后,贺龙同志重整旧部,在洪湖一带坚持武装斗争的故事。革命遭到失败,斗争

十分残酷,影片是以深沉的笔调来描写这一历史事实的。而我,全国的观众一看模

样就要笑的这样一个演员,从头至尾跟在贺龙同志的后头转悠,即使不破坏效果,

也是不甚协调的。可当时,我居然答应下来。我没有多想,就是觉着有趣。冒着南

方水乡所特有的那种寒冷,我随摄影组来到了江苏省的兴化县——《忠诚的战士》

的外景地。

第一次正正经经在电影里扮个人物,我的兴趣十分浓厚。每天早起化妆,然后

乘船去一个小岛拍片子。芦花、苇帐、草鞋、包头,使我完全置身在与相声极不相

同的另一个世界中。和我配戏的小梅子是辽宁省话剧团的话剧演员。她扮演我的新

婚妻子。有一场戏,是小桥送别。她为我打点好一个包袱,行行重行行,送我到村

边的小桥。她会演戏,镜头离得那么远,她仍是那么认真地入戏,嘴里不住地叨叨

:“大泉(我在影片中扮演角色的名字),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面,记住,

别忘了给我写信。”望着她那么认真,我只觉着好笑,就随口答了一句:“真想写,

可是我不识字呀!”“扑啼”一下她乐出声来,又气又笑地冲导演喊起来:“导演,

大泉说他不识字,您说交通员有不识字的吗?”排演停下来,大家问清情况,也笑

个不停。

拍外景完全由老天左右,你的情绪再好,准备工作再齐备,老天不出太阳,你

干瞪眼。南方的雨下得也没北方那种干脆劲儿,粘粘糊糊的一下几个星期。不出外

景我就和组里的演员朱时茂、夏宗佑他们几个下棋、捉鱼、烧螃蟹吃,过了一个多

月神仙似的日子。

等我拍完了这一段戏回到北京休整时,要过元旦了,团里让我演出。这时候我

才想起:我演什么呀?我一个新节目也没有呀。匆匆忙忙和文华创作了一个拍马屁

的人不得人心的节目《花与草》,一上演,反映极其一般。

记得是元旦过后不久,画家方成、钟灵约我一起去诗人邵燕祥的家里吃饭。席

间,邵燕祥同志对我说:“姜昆,前几天在广播局的礼堂里看了你一个节目,非常

没意思,以后不要演这些东西。”他的态度非常直率,说得我无地自容。还没等我

细细地考虑这真诚的劝告时,长影又通知我赶紧乘飞机去兴化,补拍两个镜头。

二次到兴化,我的兴趣淡多了。坐在船上等太阳时,心里充满着空虚惆怅的情

感:时间啊,一分一分的就这么过去;等呀等呀,这就是电影演员的工作特点。可

是我的事业呢?我的创作呢?人们在等我的相声呀!再一拍摄起来,原来那么有趣

的事情显得索然无味了。一个镜头,摄影师要告诉你:

“别动脑袋,稍一偏就要出我的镜头。”灯光师要求你:“你身子稍微往后偏

一点儿,要给后面人脸上留出光线来。”导演不许脚踏过她划的线,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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