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通下来,消费额度立马飙升到两百元。
别说陈汉原这些人了,就连始作俑者的余德利,听到这个消费额度也是倒吸一口凉气。
一顿饭两百元,在这个时代的京城不是没有,但绝对是凤毛麟角,一般都是大干部吃大餐才行。
可曹志强呢,只是跟他们几个萍水相逢,就直接这么豪气的点了这么多昂贵菜肴。
这就让陈汉原这些人,显得有些忐忑了。
好在余德利很快反应过来,连忙开始吹曹志强的身份,多么多么有钱。
别说,当陈主任等人,知道曹志强的笔名强子之后,立刻都是久仰久仰,而且也开始释怀了。
的确,如果是那个最近风头正盛的新锐诗人强子,那么确实有钱。
别人不知道,他们就属于文化圈的,对出版图书也有所了解。
就算他俩想不到曹志强是跟人玩版税分成模式,但只按照正常每行诗多少钱的那种买断模式,想必收入也不会少。
毕竟这时期出版图书,也是看销量的,一本书的销量好,往往会给作者包个大红包,发一笔大钱当奖金。
所以,陈汉原也好,戴伟宇也罢,都把曹志强当做是突然暴富的年轻诗人。
这种突然暴富的年轻人,花钱大手大脚也在正常的理解范围之内。
虽然说,一开始的时候,陈汉原也好,戴伟宇也罢,都表现的有些拘谨,说话也比较谨慎。
但余德利长袖善舞,是这种场合的老手,尤其是劝酒方面,那更不是曹志强能比的。
等余德利搞了几通文人爱玩的行酒令下来,大家已经不知不觉的喝了五圈,平均每人喝了五杯红酒。
这之后,气氛就开始活跃起来,不但开始互相称兄道弟,嘴巴也开始管不住了。
本来呢,余德利的想法,只是想通过喝酒,来加深彼此的感情,并没想套话的意思。
但人跟人不一样,有些人喝多了,就藏不住话,甚至你不问,他自己就往外吐东西。
比如佐田雅志,他最年轻,酒量却最差,只喝了五杯红酒,就已经满脸通红,迷迷糊糊了。
接下来,他就开始自己说出他为何出现在这里,以及大吐苦水。
原来,他这次来这里,是为了跟陈汉原跟戴伟宇俩人,谈一部电影的版权问题。
想当初,佐田雅志雄心勃勃,举债在这边拍了一部纪录片,名字就叫《长江》。
本来呢,佐田雅志是想靠这个一炮而红,谁知道这部描写华夏长江沿岸风俗的纪录片,在日本的上映并不顺利,票房也不理想,导致他现在负债累累。
这么巧,央视也拍了个纪录片,取名叫《话说长江》,负责这个案子的,就是陈汉原跟戴伟宇。
不过呢,拍这个纪录片要很多资金,所以陈汉原就取了个巧,多拍岸上的人文镜头,但一些比较费钱费力的航拍镜头,都想要跟佐田雅志的那部纪录片《长江》来借鉴一下。
由于纪录片《长江》已经上映,而且中日最近的情况也是蜜月期,所以陈汉原就联系到佐田雅志,找他来商量“借鉴”影片片段的事情。
佐田雅志现在呢,由于拍了那个《长江》纪录片,正是负债累累的时候,所以也希望能再把他的纪录片卖个好价格,于是就嘚啵嘚的再次来到这里。
结果来了之后,双方谈判却陷入僵局。
佐田雅志的意思,是想把《长江》这部电影的版权卖给央视,价格可以好商量,给个成本价就行。
但陈汉原代表的央视,却不这样想。
陈主任的意思,只是想借鉴一下纪录片《长江》中的一些片段,尤其是那些波澜壮阔的航拍片段,可又不想掏钱买版权,只是想征得佐田雅志的同意跟授权。
实际上,就目前国内的形式,由于还没有著作权法,就算陈汉原直接抄袭,不,借鉴一部日本纪录片的影片片段,也是没啥问题的。
只是央视毕竟要点脸面,加上这个《话说长江》的纪录片,是要全国放映的,多少要顾虑点形象,这才找来佐田雅志。
一个要卖钱,一个想白拿,双方在借鉴的问题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分歧。
于是第一次谈判,双方不欢而散。
这一次,是第二次谈判,而且是陈汉原跟戴伟宇主动来这里谈,而不是跟第一次那样,让佐田雅志去央视办公室谈,表达了一种充分尊重。
佐田雅志本来心情挺好,以为对方想通了,服软了,肯花钱买了。
谁知道这次见面后,说来说去,态度虽然不错,可还是想白嫖,而且是要征得他本人同意的白嫖。
这就有些太过分了。
佐田雅志虽然对夏国感情很深,中文也很溜,但不等于他喜欢做冤大头。
当初拍摄《长江》纪录片的时候,本来说好是中日合拍,结果到最后,基本都是他自掏腰包。
为此,他还从一个曾经的富二代,变成了现在的负二代,连累父亲的公司都抵押给了银行。
现在的佐田雅志,那是负债累累,每天都要想办法还钱。
当初举债拍摄的心血,在日本票房不好也就罢了,但你这里要拍纪录片电视剧,居然还要白嫖我的电影片段,这就太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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