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艺术大师们的天赋、意志力和影响力接近于神，令我们这些普通人望尘莫及，也令那时作为青年作曲家的主角望尘莫及，所以我想降低一下他仰望的层次。
其实每位音乐家都有战斗的一生，不光是贝多芬、肖邦或勃拉姆斯这样的人，更多的音乐家是历史长河中的支流，他们的艺术生涯也同样可歌可泣。
这里离范宁的时代很远，但唤起了他对于自己音乐师承的悠然神往，唤起了对“死亡观”的思考和探讨欲，命题也得以初步提出。
维埃恩的这条线在第二卷初期就埋下，关联的神秘侧包括其引出的人际关系出场、被使徒利用的折返定位阴谋、特纳美术馆原址暗门与瓦茨奈小镇、紫豆糕小姐与绯红儿小姐、文森特前往丰收艺术节的可能活动目的......
所以写那些经历真不是水字数，就算对音乐家的艺术生涯和抗争精神不感兴趣，但这也是主线神秘剧情，还有，幽灵火车事件不是没头没尾、暗门探索不是强行收场、瓦修斯的挑衅树敌不是强行降智、主角在面对F先生时忘带钥匙也不是智商低，真的别喷了，我删了一些评论，对不起，但我真的好难过。
第二乐章是诗人巴萨尼的死，虽然他是剧情中“复活颂”的原始文本作者，但创作原型不只是诗人克洛普施托克（FriedrichGottliebKlopstock，1724-1803）。
我在写这部分剧情，写巴萨尼的艺术生涯时，心里也想过贝多芬《c小调合唱幻想曲》的合唱文本《当爱与力量团结联姻》的作者库夫纳（Kuffner，1780-1846），想到过叶芝（WilliamButlerYeats，1865-1939）的神秘主义诗歌，还想到过里尔克（RainerMariaRilke，1875-1926）的《杜伊诺哀歌》......
就像范宁说的那样，这对他而言是一个善终式的、远距离崇敬的人物，这避免了痛彻心扉，只有淡淡的感时伤逝或阴霾怅惘。
——这种“追忆”的心境很利于艺术家去探讨人文，去探讨《哥德堡变奏曲》的神性，去探讨艺术作品在历史长河中的判定问题，以及严肃音乐和诗歌文学的关系。
就像文中米尔主教对巴萨尼的评价一样：“每个人都必须遵从内心的自由意志一次又一次地生产真理，否则他就会枯萎。巴萨尼以毕生追求真理，即使那不是终极真理，但至少不会被历史判定为失格。”
合唱这件事情对艺术而言太严肃了，因为几乎每一位写声乐交响曲的音乐家，都受到过诗人、文豪和哲学家对他们人生观的本质影响，几乎每一位。
如果在异世界，有一位艺术家在交响曲中加入了合唱，必须要解释那些深厚的人文土壤是从何而来，解释他心中的创作冲动从何而来，他是从何种社会思潮下理解的哲思，他如何思考文学与音乐、韵律与节奏的关系，而非简单地灵感爆棚或一抄了事。
所以我写不了贝九，至少在当下的架构下写不了，我对康德和黑格尔的理解很浮于表面，对席勒的诗作也涉猎甚少，没有我的帮忙，主角会在外人面前圆不回来，对我自己也是极度不合理的，而且“旧日”的污染特性，注定了范宁抄贝九这种级别的作品会出事（有人已经从暗示中猜到了）。
大家如果有感觉比较好的写贝九的书，可以推荐我学习一下，因为如果以后能写到马八，是可以借鉴一下他们是怎么铺垫解释的。
这一阶段关联的神秘侧剧情，是全书最核心的“格”的设定，以及邃晓者与灵知相关机制、失常区扩散与艺术事业关系的设定……
第三乐章的死亡是圣塔兰堡地铁事故，没有特定的原型，虽然有些具体的小角色，如马克、赫胥黎或施特尼凯的死，但主要是为了描绘群体的浑噩与失控。
范宁发现死亡是完全无常的，没有任何额外意义的，正所谓“生得渺小，死得随机”，他开始试图寻找一个“不仅能救赎逝者，还能慰藉生者”的答案。
所以才有了圣欧弗尼庄园的烛光晚餐，以及他和罗伊的那些“更加深沉的叙事视角”的讨论。
这一阶段关联的神秘侧剧情，先是借助“灾劫”引出了特巡厅的一系列人物，然后接下来是七重门扉的“攀升路径”设定、手机短信提示与范辰巽的伏笔、印象主义画派和“七光之门”的伏笔、“旧日”的污染暗示、“灯影之门”的密钥线索、其他器源神的初步情况、使徒事件的进一步推动等。
第四乐章是哈密尔顿女士的死，劳工案的支线是从第一卷引过来的，然后与她接上，其创作原型是工业毒理学先驱，美国职业健康安全之母爱丽丝·汉密尔顿AliceHamilton（1869-1970）。
“初始之光”在这里所表达的，不仅是“回到辉光”的诺斯替神秘主义思想，不仅是自我对于尘世的悲叹……
那句被她记在扉页的“人间处在很大的困境中！人们活在很大的痛苦中！”，也有更多对于全人类的悲悯情怀。
所以才有了音乐救助的“如获新生”，有了柯达伊教学法的“生命中的光与血”，有了艺术普及的“劳工、农民、娼妓与绅士淑女共同赏乐”。
范宁也终于在她的葬礼上收获了“复活”的灵感启示。
或许我的人文关怀还做得不够吧，有几个人批评主角没有同理心，好在大纲中这一条支线之后还会有“卡普仑艺术基金”、“连锁演出院线”以及“旧日音乐学院”，如果还坚持得到那个时候的话，我再强化一下。
最后的第五乐章是卡普仑的死。
范宁在首演前夕出现“意料之中的意外”，卡普仑接替指挥棒完成绝响、获得救赎，这个结局在开书的时候就定好了，真的不是我搞幺蛾子，真的不是我整烂活，对于不喜欢这段剧情的人，在这里说声抱歉了，当时我的心情非常低落，又是发烧最难受的几天。
他的创作原型是商业大咖、钞能力者、玩票发烧友吉尔伯特·卡普兰（Gilbert，1941-2016），这位因痴迷于马勒《第二交响曲》而走上音乐道路的业余指挥家，他的确有很多轶事可供膜拜，或感人的瞬间可供缅怀。
比如他20多岁就靠《机构投资者》挣得一百多万（60年代的美元），20年后卖出了七千五百万美元的高价；比如他乘着飞机到处听马勒，在伦敦交响乐团现场，邻座的女孩成为了他的妻子；比如他把所有能拍到的马勒手稿和史料全部买下，夜以继日地研究，又倒贴钱翻印分享给艺术界和音乐学界；比如一系列指挥大师都曾享受过他的高端理财服务......
最牛逼的是，1998年这哥们还顶着“美国商贸团代表”的头衔访华......
卡普兰已在7年前死于癌症，我想他在弥留之际最大（也是最不可能实现）的奢望，莫过于能聆听到马勒的亲自教诲，甚至是亲自执棒首演马勒的《第二交响曲》。
于是才有了中的这个人物。
在写他的时候，我心中又不可遏制地浮现出了听力全失的指挥《第九交响曲》的乐圣贝多芬、已故的在琉森音乐节上指挥马二的阿巴多大师、在告别音乐会上弹奏李斯特《第二叙事曲》的阿劳大师，坐着轮椅指挥《艾格蒙特》序曲的小泽征尔大师，凡此种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