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11月，可以说是本年度政治气氛最浓重的一个月。
在这个月里，国家高层召开会议，讨论议题，做出决定的频率达到了高峰。
月初，时间跨度长达两个月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报纸上对外公布的消息，这次会议将会决定彻底改变插队政策，将上山下乡纳入劳动就业的轨道，并通过了《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
11月10日，共和国工作会议在京城召开。
会议讨论了把下一步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还讨论了“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两位和伟人争权的大佬因此正式落马，解放思想则成为了当前问题。
11月14日，经最高层批准，京城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声讨“四人团伙”的活动是革命行动。对因此而受到迫害的人，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11月18日，华夏通讯社报道，1976年因“tiān • ān • mén • shì • jiàn”而被捕的380人中，没有一个坏人。这些人现已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1月25日，京城市委召开大学扩大招生工作会议，确定首都24所大学分别设立36所分校，扩大招生约万名。
11月29日《京城日报》报道：京城市委日前召开会议，具体研究贯彻最高层批转同意五大部委，部署全部摘掉老右分子帽子以及摘帽子后的安置、改正和有关政策的落实问题。
以上这些国家大事，一件比一件影响重大，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涉及到千家万户。
因此一但有什么新消息传到社会上，受这些政策所影响的每一个人，生活的心气和精神面貌必然都开始发生全新的变化。
或许是精神一震，充满希望。或许是更急不可耐，盼望后续政策落地。或许是还隐藏着一丝忧虑，暗暗考虑如何应对政策的演变。
但更多还是喜笑颜开，欢欣鼓舞。人们对生活的态度越来越变得乐观和积极起来。
当然，作为重生的过来人，洪衍武对这些新闻的关注程度远比当代人要少得多。
由于在他的心里早已预知了结果，这些新闻对他完全没有悬念，他仅仅是看看报纸，知道外面正在发生什么便好。
他的精力完全放在了其他的地方。
其实自打把“伸手来”这件唯一的烦恼解决之后，洪衍武的小日子里就没什么愁事儿了。
当月，他除了时常和“糖心儿”在一起腻乎着，其余主要忙活的就是一些家务杂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