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局长自小生于平民之家，勤奋求学，成绩优异。1947年是以第三名的好成绩考入东北大学的，随后大学未毕业就加入了“南下工作团”，后被安排在保定粮食局工作。
工作中，他也保持了对待学问的劲头。兢兢业业，努力上进。也自觉工作能力挺强，出色地完成了许多任务。可偏偏仕途坎坷，穷尽十年，费心熬力，才混上个科级干部。
这让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后来还是因为他一连五年都去给退休的老处长拜年，人家承情，才给他捅破了这层纸。
“你呀，要想往上走。就得少用心做事，因为做得多错处就多，做的好还遭人嫉妒。关键要多用心在领导身上，至少也得让上面知道有你这个人啊。否则用人的时候，谁想得起来你?明白了吗？对领导来说，能干不能干不要紧，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背景，和你对领导的态度……”
一经顿悟，宋局长就此“改邪归正”，他学会了“汤事儿”和“端正态度”。
过去一两天能干完的事儿，再不快马加鞭。他得婉陈困难，多留余地，然后定下五六日之期，上班休闲，下班假忙，最后提前一天交差。
这样显得又安分又稳重，不诉苦不自大，在领导同事眼里还挺辛苦。不像过去赶火车似的，遭人忌惮。如若逾期，便会被人说好大喜功、眼高手低。
而对领导的话再不中听他也做出恭顺之状态，并且尽量以近距离呈现出尊敬的态度。就像求学时对待老师一样。
他绝不会真的降低人格去表达谄媚。只需时刻把领导的优越地位体现出来即可。领导又不是傻子，喜欢的是马屁的味道而不是马屁本身。
也是“天赐良机”，在宋局长“小有心得”之后，随着“运动”来到，一切就真的变了。
当那些高级干部纷纷倒台，中级干部也轮番出事后，官位经常会有空缺。而真得了大便宜的不是那些把老领导搞下去的人，反倒是他这个人人眼中的老好人。
这是因为当年特殊时期，“革命团体”互相攻讦不断，今天你当权，明天或许你就下去了。换当权派就跟走马灯似的。
而他呢，既然明白了，上台乐得当“甩手大爷”，不争权就不遭人忌。不卖力做事儿了，让谁都安心，也就没了错处可挑。
加上他性情柔和，谁上台也愿意捎带上他。哪怕当个摆设呢，至少不怕他明天反咬一口。
甚至就连那些倒霉下台的人，也不会恨他，嫉妒他。要是和别人比起来，反倒更愿意他上去。他不整人啊，还经常雪中送炭、周全大家呢。
就这样，随波逐流中，他官运亨通，不显山不显水地越升越高。
尽管他通常只是居于陪衬的角色，可架不住朋友多仇人少啊，每次都不拉空，只上不下啊。所以最终积跬步至千里，爬到了连他自己都没想过的高位。
或许这就叫各有一门灵吧。真的是“争是不争，不争是争”啊……
就这样，洪衍武不但让宋局长突地生出恍然大悟，一下走出死胡同之感。甚至结合到自身的仕途经历上，还让宋局长有了更多的人生感悟。
于是宋局长除了对洪衍武更加欣赏、更加感谢，也终于下定决心放手，让儿子独自走上社会去经历风雨了。
毕竟爹妈再好，也管不了子女一辈子不是？宋国甫要真能借着失恋这股劲儿成长起来，变成大人。那反倒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儿了。
但俗话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好单位和差单位可是天差地别。所以最后还有一个要紧问题，得为宋国甫选一个有前景的工作岗位。
宋国甫自己提出的是要去外贸口儿，宋局长的能量仅限于市属单位，他把握最大的有两处。
一个让宋国甫去市政府的外侨事务处去坐办公室，一个是到京城外交人员服务公司，但具体是干什么，就得任人分配了。
宋局长就此事征询洪衍武意见。没想到对他提到的这两个位子，洪衍武却都不看好。
洪衍武认为，去政府外侨事务处，每天都要处理文件，对文案能力要求很高，还特别看重学历，工作也枯燥乏味。
宋国甫怕是要白受罪，不落好的。一点也发挥不出自身“优势”来。
而京城外交人员服务公司呢，那是需要和外国人直接打交道的单位。
同样的道理，宋国甫不通外语，现学现卖肯定来不及，去了恐怕会遭人耻笑。别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再给打击成没自信了。
更何况现在搞外贸炙手可热，谁有点关系都想办进去。宋局长恐怕得搭个天大的人情。
可要仔细想想呢，除了具体搞外贸商业的和有执法权的海关，其余单位并没什么真正的实惠和好处。如果只图个嘴头子说起来好听，那又何必呢？
说到这里，洪衍武想了一想，给宋局长划出了两条道儿。一个是去银行系统，一个是工商系统。他认为这才是宋国甫来说最好的去处。
他的观点就是一条，“改革开放”，首当其冲就是要搞活经济。这两个地方都是今后注定和经济领域密切相关的，这不就是行业前景吗？
银行可是各行各业的“财神爷”，要发展经济，就必然离不开钱。那么无论哪一行的人见了银行的人也得敬三分。自然好处少不了。
只是在银行工作也有不好的地方，容易犯经济错误。特别是信贷业务上，容易出大漏子。真是权力越大，就越有牢狱之灾的隐患。
就说宋国甫不是敢胡来的人，可他对上级的暗示和不合规的要求又怎么推诿呢?一旦出事，不当替罪羊，也要受连累。
于是横向比较，工商系统更具有安全性，就成了最优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