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最后的数千人，却迟迟不走，似是觉得巫县秭归等地的粮食、物资、山野产出，养活几千士卒还是养得了的。
于是孙可望麾下一名都尉，便生出了自立山头的念头，他原本是被孙可望下令断后，等友军撤完后再跟着撤的，最后就赖着迟迟不撤了。
然而，这种情形也只持续了一个半月左右，十几天前，张知府的斥候发现秭归贼军又有动向，又撤走了一大半，场面混乱。
张知府怀疑张献忠军肯定是在别的方向取得了突破，得到了更肥沃的根据地，这才下定决心全军转移。张知府颇有胆色，就亲自率领前任方巡抚留下的夷陵兵，逆流而上奇袭试图光复巫县、秭归。
最后竟真被他成功偷袭得手，在九天前歼灭了跑得最慢的张献忠部殿后部队，斩获俘获一两千人，光复了这两个县，当时应该是十一月初五吧。
光复二县后，张知府也打通了通过长江三峡、与蜀中取得联系的水道航路，于是他也立刻派出数十艘轻快哨船，亲自带队，轻装逆流探路。经过两天航行，于初七这天，接近了川军驻防的奉节白帝城。
川军驻守在奉节的，是邵捷春邵巡抚安排的石柱总兵秦良玉秦老夫人麾下的两万白杆兵。张知府的哨船队抵近瞿塘峡时，秦总兵还派人严查，确认是友军之后，才放他入城会晤。
结果，张知府在面见秦总兵后，才知道了张献忠留在巫县、秭归的残部为何急于绕路南下另往他处了——张献忠此前在湘西、黔中蛰伏渗透了两个多月，
最终竟在十月二十六这天，从黔中铜仁府杀入川南的播州（遵义），随后从播州顺赤水河顺流而下入长江、抵达川南腹地，顺流而下围攻了重庆！
从播州到重庆，张献忠只用了五天时间，十一月初二开始围攻，重庆空虚，守军猝不及防，兵无战心，竟被张献忠数日就击破了。奉节的秦总兵得到消息，知道背后腹地出事时，重庆已经被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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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姓窃明】【】
张知府抵达时，秦总兵正在计划整顿兵马，沿长江逆流而上、回去逆战张献忠。但张知府得知情形后，劝说她暂时不要轻举妄动，
反正重庆已经丢了，而秦总兵只有两万白杆兵，很多还是新招募的，并非历战多年的嫡系精锐，光靠这点人怕是敌不过张献忠。
张知府就自作主张，说他会立刻向您禀报，说您急公好义，嫉恶如仇，对张献忠狗贼恨入骨髓，说不定会愿意给秦总兵援军。
张知府还对秦总兵解释，说他早就听闻秦总兵有数次力劝邵巡抚要分兵严谨把守入川诸处山险之地，不可只守白帝城瞿塘峡，是邵巡抚不听，觉得兵力不足只能重点防守，这才酿成今日之祸。让秦总兵不要担心朝廷降罪，切不可因畏罪而鲁莽冒进。
秦总兵听了张知府的反复力劝之后，这才冷静下来，于是修书一封，请张知府送交抚台大人处，代表川中将士百姓求援。”
张名振说着，让人找来秦良玉通过张煌言送来的求援信。这封信本来也不可能更快送到了，昨晚拿出来和今天早上拿出来，这点时间差也没区别，反正沈树人也不可能昨晚连夜处理这事儿。
沈树人闻言后，也是着实惊讶了一小会儿，然后仔细看了秦良玉的求援信，斟酌着说：
“对张献忠没能除恶务尽，是我当初进攻太慢所致，我也算有一定的责任。但如今既时皇命在身，我也不好亲自调兵遣将立刻增援秦总兵，
何况这儿对李自成的战斗，还需要最后五六日的扫尾、跑马圈地光复开封周边。只能是先准备起来，把二线已经可以闲下来休整的部队，调回荆州、夷陵府，或者前出至巫县秭归，准备入川。
最后的命令，还是要等朝廷旨意，咱可不能以朝廷的兵马，私相授受肆意妄为。不过我会先回信让秦总兵放心的，她给我写信求援时，应该也有同步派人去京城报急请旨了吧？等我的人马调动到位，旨意应该就会下来了。
我这儿再另外修书一封，派人加急送去京城，给如今还在京城帮忙打探运作的方孔炤方世叔。让他也从旁托人催促一下，劝陛下身边的近臣尽快分兵命锐救援四川。秦总兵在京城缺乏人脉，她的求援信走正常兵部流程，怕是没那么快批下来。我们帮着推一把，才好不误事。”
张名振等人见抚台大人处置得当，也都没有再多说，各自去履行本分不提。
沈树人也没多思索，稍微想了想后，一气呵成写了一封给方孔炤的密信急件，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然后找个心腹属下，带了一群护卫骑兵，立刻快马加急绕路送去京城。
——
s：关于昨天的内容，稍微解释剖析几句。有人为李过的死觉得惋惜，因为李过历史上抗过清了。但我想说的是，李自成麾下，历史上后来抗过清的部将，也不止这一个，将来想折服改邪归正，完全可以依赖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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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历史上李过能服软，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李自成是不明不白死在地方乡勇武装手上的，不是死在南明朝廷的正牌官军之手，所以给双方找到了一个化解掉部分仇恨的台阶下。
但我这本书里，肯定不可能让李自成死在这种宵小之辈手上——历史上李自成南下，是来打左良玉的，左良玉跑了，他才死在宵小之手。但这个时空，沈树人可能像左良玉那么怂、跑掉么？
我不想剧透，所以这里只是说一下人设，说一下立场，别的不多说，我只说主角誓死不跑。
另外，很多人对李自成的汉奸属性，一直有开脱，为了吸粉，为了赚钱，各种洗白。我反正成绩差，要我为了钱而说谎，就不可能了。
所以，我不可能让李自成的任何血缘亲戚来主导将来的闯军残部。李过和李自成的关系，与李定国和张献忠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李定国历史上功劳就比李过大得多，而且李定国跟张献忠没有血缘关系。
我就说一点——弘光元年的李自成，是在什么情形下南下的？是在他跟清军打又打不过，于是想打南明打左良玉抢地盘抢钱粮抢人口回血。这是典型的“外战打不过，主动挑起更大规模的民族内战”，相比之下，当时南明虽然有联虏平寇的口号，但实际上没有能力北伐，只是各自守住地盘。
所以，说一句李自成有“在鞑子已经入关的情况下，进一步挑起扩大汉族内战”的历史罪孽，是绝对没得洗的。崇祯死之前，他打明朝，这没问题，这是农民战争，但是崇祯已死，鞑子已经跟他打了那么久了，他不想着反推鞑子还想南下烧杀抢掠，这不是汉奸这是什么？
或许有人说，“他打不过就跑有什么不对，他只是刚好在北方，凭什么就要他来扛鞑子”，那我就要说了：崇祯死之前，也一直是崇祯在扛两面夹击的伤害啊，崇祯要是不扛两面夹击的伤害，说不定都死不了。
既然要抢北京，杀崇祯，他上了那个位置那他就该有担当，上了那个位置后不抗清反而继续扩大内战，那就是汉奸。
何况他的形势比崇祯好多了，崇祯是真被两面夹击，而李自成南面的南明最多只是在坐山观虎斗，并没有实力进攻他。
在民族气节这个问题上，崇祯比李自成至少还强了百倍。崇祯垃圾是垃圾在刚愎自用、要面子、为推卸责任而滥杀大臣，但崇祯的民族气节绝对是没问题的，崇祯一辈子宁死不屈不认怂这点没得黑，死则死耳以身殉国，这很难的。
很多人为了政治正确，为了吸农民军粉消费，只要是农民军就美化，
莪只能说，李自成在阶级抵抗性方面是没问题的，但是在民族大义上就是有问题的，民族性和阶级性是两个问题，阶级性的正义与否跟民族性的正义与否根本毫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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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复杂的世界，为什么一定要搞成“好人就是彻底的好人，坏人就是彻底的坏人”呢？民族性上是坏人，阶级性上是好人，两个考察维度好坏不一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