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后，也就是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武帝再次发令招贤，而淄川国的官长再次将目光瞄到了公孙弘身上。
公孙弘推谢说：“我曾西入长安侍奉皇上，因为才能不够而被罢免。请你们再换个人吧。”官长不听，坚持推举公孙弘。公孙弘不得已只得来到太常寺。太常让应征而来的儒生各自书写对策。上交上来的对策共有一百多份，公孙弘的对策被列为最下一等。太常将对策送交武帝阅览，武帝却将公孙弘的对策列为第一位，这实实在在是打了太常一个耳光。
武帝召见了公孙弘，并拜其为博士。不知是不是有意为难他，武帝再次派年事已高的他出使，不过这次不是向北，而是去西南巴蜀一代视察民情。当时武帝正忙着在“西南夷”设郡，想要将其囊而括之。公孙弘回来，将巴蜀百姓修郡开山的苦状痛陈一个遍，说即使我们降服西南夷又有什么用呢，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实在的好处。
这大概是守成的老年人固有的想法，雄心万丈、血气方刚的武帝是不会听这一套的。但是，这次武帝并没有把他赶回老家，而是继续留他在身边。
公孙弘反对在朔方建城的理由，与他反对在巴蜀修郡的理由是一样的。他说，以秦朝武力之强，以蒙恬的盖世将才，征发三十万人在黄河以北修城，最终也是半途而废。
主父偃则回避了能否修成的问题，极言修建朔方郡的战略利益。主父偃初次给武帝上书时，论调与公孙弘是一样的，都是强调爱惜民力什么的；现在换了调子，这说明他本没有什么原则立场，不过是为了迎合武帝内心所想，为自己换取功名利禄罢了。
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意见，设置并发兵建设了朔方郡。依着主父偃的性格，他反驳公孙弘时，必定又是挖苦又是嘲笑。公孙弘暗恨主父偃，不过并没有表现出来，只把这笔账记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