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一早,爱立就陪着铎匀到邮局里，买了四十一张邮票，俩人考虑到,可能对方处境窘迫，连一张邮票都很难凑到,索性就往每封信里，都塞了一张邮票。
还有一张单独的邮票,贴在了寄给谢镜清的信上。
等把信寄出去,樊铎匀又给姐姐的婆婆汇了一百块钱过去，这是姐姐在信里提前和他说好的，让他如果寄钱的话，就寄给她婆婆,让她婆婆转交给谢镜清。
免得钱最后到不了当事人手上。
从邮局里出来，爱立望着头顶的阳光，忽然就想起来在青市的时候，和谢镜清见面的那一次,轻声和铎匀道：“当时他佯装成京市工业局的同志,来见我的时候,看着还挺年轻，我当时还猜测,他这个样子，再为国家工作一十年，都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断了腿，能不能活着离开京市，都是个问题。
生的时候，还可以谈论恨不恨的问题，现在这个人可能即将丧命,爱立心里只剩下唏嘘了。
她没有提名，没有提姓的，可是樊铎匀一听就明白，她说的是谁，和她道：“他本来身体确实很好，他们那时候的医学生，都很讲究强健自己的体魄，不然值夜班或碰到大手术的时候，熬不下来。”
缓了一会，又补充道：“三叔底子在那里，稍微喘息一会儿，就能恢复过来。”
沈爱立忽然出声问道：“真的可以吗？一个断过腿的人，真得还能恢复到原来吗？”
一个坏了的心，还能恢复到原来吗？
她的眼睛里有一丝茫然，其实从乍然听到谢镜清断腿的消息，这件事就一直在她的脑海里盘踞着，她不知道自己是为谢镜清的遭遇，还是为这件骇人听闻的事件本身，而觉得惊诧和灰心。
一个在公共卫生领域，有过杰出贡献的研究者，因为思想上的分歧，而被一群人活生生地打断了腿？
他所经历的刑罚，让沈爱立想想，都觉得不寒而栗。
她的茫然既是对事件本身，也是对这个时代。政治的狂热，难道就能泯灭一个人的善心和良心吗？这个疑问，早在刘葆樑和她师傅被押在批判台上的时候，就在她的脑子里闪现过，但是很快，一波又一波的高压和狂飙，将她的疑问压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人在艰难的时代里人如何自保和生存？
樊铎匀温声道：“会的，他是谢家的儿子，他的哥哥是谢振，他的意志力理应像军人一样坚毅。”这话，樊铎匀不知道是说给爱立听，还是说给自己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