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家对他和姐姐一直多有关照，远的不说，就是前次他在海南出事，谢三叔不仅亲自去医院过问他的病情，还在他回汉城以后，给他寄了许多药材。
谢三叔落难，于情于理，他都该伸手帮忙。但是除了钱，他想不出来，自己还能做什么？
直到爱立说出了“写信”两个字。
这时候，重要的不是信的内容，而是寄信这件事本身。
一周以后，这封信到了何姐手里，何姐给谢镜清送饭的时候，带了过来。一进病房门就笑吟吟地道：“镜清，今天有封你的信，你肯定猜不到是谁寄来的？”
这段时间，在医院里睡得安稳了点，谢镜清的精神也恢复了不少，笑着问道：“是芷兰吗？还是森哥？”
这是唯一知道把他的信，寄到何姐这里的人。
却见何姐摇头道：“都不是，是樊铎匀。”
谢镜清眼睛亮了一下，从何姐手里接过信，只见上面写着：“从姐姐处得知三叔的近况，内心十分忧急，望三叔打起精神，积极配合学习和纠正，有为难之处，尽可来信。”
落款人是“樊铎匀”。
谢镜清抹了一把眼泪，和何姐道：“铎匀仍喊我三叔，何姐，他还喊我‘三叔’呢！”
何姐也被他触动了情绪，眼含泪意地笑道：“镜清，你看，还是有好人的，你可得好好振作，早点好起来！这又是子侄，又是女婿呢！”
“好！好！”
一十封信寄了出去，爱立就开始在数着日子，最远的在东北，可能要一周时间才能到。
国庆以后，她估摸着该有回信了，一早就去保卫部那边问有没有她的信，现在收发这块是小何在管的，看到她过来，就给查了下，果真捡拾出了一封信来。
爱立接过来一看，是从东北寄来的，寄件人是俞美霞，是她大学时期的俄语老师。因为历史问题，子女与其断绝了关系，69年“第一号令”下来，城市开始驱逐五类分子，在无人接收的情况下，俞老师被学校遣返回原籍老家，但是她父辈那时候就已经迁出了东北，现在老家最亲的亲人不过是快出五服的侄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