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爷我为了不亏本，在等待奖金慢慢发的这三四年里还不能出新项目，否则又是新一轮奖金，想要全部拿完又要等个三四年。
可以这个政策对于投资银行的所有员工，零支持，毕竟投行人就算不跳槽，也有很大的需求买车、买房与生娃。
那些已经有车有房有娃的人，想的全是换更大的房，买更好的车与生更多的娃，想想很幼稚，但这就是现实。
“刘总，我们山恒还是以员工意愿为基准的，只要员工家里有需要，无论是看病还是买房，奖金都是一次性给的，毕竟那个意见稿也没强制实施。”王潮帮蒋一帆回答道。
“高薪嘛，自然会遭人嫉妒。”刘君哈哈道，“去年我在招聘网站上，看到青阳的有家投行招一个本科生，ppt岗，其实就是专门做美工，年薪开到了30至60万，只要求2年以上工作经验。”
“刘总，那些都是特例。”此时黄元斌插话道，“我们以前在明和，头部券商，正式员工一个月到手就4000出头，租个房子基本上饭都要自己做，不敢去聚会，现在我听也就涨到了6500左右，您看现在都2018年了。”
刘君笑着点零头，“没事，项目出来了就有钱了，你们投行干得多，拿得多是应该的，我看了下去年前28家券商的业务收入，投行业务占比是最大的，所以券商要赚钱，还得多靠靠一级市场。”
刘君当然没有把监管层内部的想法出来。
监管层认为，在这十几年的发展中，投行业务存在“重发展、轻质量”、“重规模、轻风险”，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执业质量良莠不齐、业务发展与内部控制脱节等现象，与其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方面承担的日益重要职责不相匹配。
“粗放管理”、“纪律松散”、“过度激励”、“内部管控不足”这些词会刘君经常能在资本监管委员会的同事们口中听到，这是他们对于一些投资银行的普遍评价。
很多投资银行申报的项目确实存在质量不过关的情况，而这些高风险项目的项目组成员，往往寄希望于干一单，吃饱了就跑，奖金最好一次性砸下来，而后从此隐匿江湖、金盆洗手。
延后奖金发放，不过就是让这些心怀鬼胎的人跑得慢一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