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镇的船队离开勒阿弗尔后，没有应之前英国驻法大使和马德拉斯总督的邀请去英国，而是一路向南，直奔法属西非。
无他，时间来不及了。尤其是邓飞，他要赶在年底前赶回北海镇参加会议，另外还得去趟巴城，把王远方两口子一起带上。
赵新信守了他对姆巴特的承诺，在塞内加尔的圣路易港完成了补给后，船队用了两天的时间来到几内亚湾北部停靠，派船送黑人们上岸，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不过在下船前清点人数的时候，那个叫“Laminlabake”的黑人小孩找不到了。雷神号上的船员带着姆巴特等几个黑人上上下下找了一圈，愣是没找到。
小Lamin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和休养后，病情完全康复，恢复了活蹦乱跳的状态。这小子虽然黑，可长的眉清目秀，还跟医生学了几句中国话，船上的水手都挺喜欢他。只要不去那些重要设施，基本上没人管。
问题是赵新他们不可能为了一个孩子就在几内亚湾过多停留，姆巴特等人找了大半天后只得放弃。不过他在临行前告诉邓飞，也许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Laminlabake”的家乡本来就不在奥约王国，他们这些人谁也不知道具体位置，就算想把他送回去都不可能。
谁知等雷神号再度启航的第二天，负责给路易.夏尔他们送饭的一名特战营士兵在送午饭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藏在衣柜里的“Laminlabake”。敢情这孩子一直躲在路易.夏尔的房间里！
问题是俩小家伙怎么混在一起的？船员们谁也说不好。
当初赵新把路易.夏尔三人送上雷神号后，安置在了自己住的套间客舱里，并且告诉伊丽莎白夫人早中晚三顿饭都会有专人送过来，千万不要上甲板，以免被附近过往的船只发现。
也许是路易夏尔在房间里呆不住，在船尾楼里遇到的对方，然后就玩到了一起？要知道路易夏尔其实挺孤独的，自从哥哥约瑟夫死后，他就只有一个姐姐了。在圣殿塔关押的时候，因为和路易十六住在楼下，每天和特蕾莎相处的时间并不多。
赵新和邓飞得知后哭笑不得。不过这事还不能声张，因为四位“拉神”和孔多塞就住在楼上的客舱里。等回了北海镇再说吧！
邓飞让随船的医生给路易.夏尔姐弟检查了一下身体，发现两个孩子都有轻微的肺结核症状。话说在链霉素发现并应用到临床之前，结核病就是不治之症。有钱人都是找个空气优美的环境，再加上营养充足的食物和运动进行调理；而穷人在寻求了各种偏方后，就只能等死。
三年前路易.夏尔的哥哥约瑟夫就是因肺结核才夭折的，而在另一时空的历史上，路易.夏尔本人也是死于肺结核。考虑到他们自幼生活的环境，赵新判断很可能是在凡尔赛宫和杜伊勒里宫的时候，某位贵妇染了这种病，然后就传染给孩子了。
经过和伊丽莎白夫人多次解释，对方勉强同意用北海镇的药物进行治疗。于是自此之后的两周时间里，小王子的屁股上每天都得挨一针，搞得他自此落下心理阴影，看见穿白大褂的心里就发毛。
回程的途中，赵新将心思主要放在了年底举行的会上，或者说是对未来政体的思索上。
“共和中国”这个名头是糊弄法国人的，北海镇自然不可能一上来就全面铺开搞共和制，否则很容易引发从上到下的大混乱。
在另一时空清代的共和制思想，是从鸦片战争后才开始的。随着满清被逼打开国门，对外“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的状况一步步加剧，故步自封的士绅阶级这才开眼看世界。而上述情况跟今天的乾隆晚期是完全不同的，换言之，北海镇要搞议会政治纯属胡来。
北海镇和满清的斗争，说白了还是对天下的争夺，其性质属于“肉烂在锅里”，对士大夫阶层而言，谈不上什么奇耻大辱。
在他看来，采用什么政体，需要有与它的基本原则相符的人民才行，比如家天下就需要分封一堆王爷和贵族，君主立宪的封建政治需要一群贵族和资本家，寡头政治需要崇尚和追逐金钱的剥削者，而民主集中的共和政治则需要目标一致、且追求平等自由的人。
要知道现代国家理论的基础可不是“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的自然国家，而是基于人的意志的“人为国家”。其实质就是用人权代替皇权，用多民族国家代替华夷之辩。
换言之，封建国家之所以王朝更迭，除了统治逐渐腐朽，经济恶化的问题，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现象就是“人人为自己，皇帝为大家”。所以明末的时候即使国家财政再困难，士大夫阶层家财万贯也不掏钱帮忙；而到了满清要在传统文化上动手的时候，民族主义感召下的士大夫们反倒是站出来了，舍家抛业的投入抗清大业。
等到了异族的皇帝或者这个群体都融入进传统文化，乃至成为“治道合一”的代言人，通过wén • zì • yù垄断了话语权后，士大夫阶层又恢复到了以往的状态。
要想在十八世纪的中国建立共和，首先面对的就是“人民”的问题。那么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体中的“人民”，与有什么样的政体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中的“人民”一样吗？
答案显然是不同的。
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不同，北海镇要想建立共和，需要做的可不光是封建时代的“为民制产、为民请命、为民父母、为民做主”，还要通过教育，启蒙、改善并塑造自己所需要的“人民”。
要知道人民一旦通过教育认识到了自由，就会找寻自由和平等，并内化为一种普遍的人格。也只有到了人民不会因冒犯皇权或是文化权威而感到羞怯或畏惧的时候，共和政体才能实现。
赵新可以想象的到，以汪中为首的北海镇新儒家到时候一定会从中国的传统中寻找政体改制的依据，也就是“托古改制”。这从他之前和焦循的闲谈中已经看出了端倪。
不管如何变，他们对于体制的要求不外乎就是十六个字：“人无遗材，地无遗利，君民不隔，名实必符。”而所谓的人和民，自然是掌握了话语权的读书人。
问题是“君民不隔”的目的只是通上下之情，缓解内部各阶层的矛盾冲突，民权才是关键。不把这层屏障给打破，北海镇治下的共和中国就是个怪胎，要么分崩离析，要么就重回家天下的老路。
赵新由此想到，于德利之前提到的“过渡期”其实大有深意，看来对方对于政体问题的考虑远比自己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