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窗外同一片雨雾空蒙的景。吴祖清在留了道缝隙的窗帘边观察许久，没发现可疑身影，稍微松弛下来。
经此一事，他几乎确信内鬼就是沈忠全本人，沈忠全投敌了。对方提防总局察觉异常，哄骗他不够，还要他死。
去年几场大动作，上海的赤-党几乎销声匿迹。宁汉合流，近期北伐号角再吹响，战事紧要，总局驻上海的情报组织不那么活跃，似乎是正常现象。
大老板不过出于一贯的疑心，派吴祖清过来监控状况。他是“第一机器”，负责反馈情报，收到指令执行，派系、斗争哪关他什么事。他以为这次无不同，不曾想一来就碰上大事，而且他定是被监视着，给总局传消息成了难事。
以往无论在哪，吴祖清大多执行的都是重要任务，总局需要监视他的行动。吴家的司机表面是车行聘请的，实际是总局的人，这成了他与总局之间心照不宣的惯例。
这次的司机也不例外，可经过上午的事情，吴祖清认为司机的立场存疑。本来至少可以通过司机传消息给总局，眼下也行不通了。
午后，吴祖清差司机送他去商行办事处。路上平静，大约那班人知道打草惊蛇了，暂时不打算行动了。这不代表他们会放过他，反之，接下来定然有更棘手的袭击。
远远瞧见悬在楼窗上的商行字牌，司机问：“先生，可是这商行？”
吴祖清说：“正是。”
“名号有些稀奇。”
“‘不以利为利’，是谓利利。”[13]
商行字号“利利”，起初是吴祖清为了蒙骗父亲，表示他忙来忙去是在做正经事，拿祖佃换来的钱在尖沙咀买下几间铺子开起来的。
吴祖清没正式念过大学。大哥虽是早稻田毕业的，但也是书信上写来蒙骗家族的，实际毕业于东京的陆军军官学校。祖上皆是吃俸禄的，不屑行商，自然没一个通晓生意经。
幸而有名望与钱，等于有庞大的人脉关系，吴祖清谈事只需摆出父亲与阿公的名讳。事情有专职人员去办，经理用他的私章甚至无需请示。
在这儿，吴祖清可谓多余。因此对于他的出现，未曾谋面的职员们还在打招呼，熟悉他的经理却是冷汗都出来了。
“先生怎的来了，可是有什么要紧事？”
吴祖清倚着办公桌，作势拿听筒，“家中电话不知有什么问题，听不太清楚了，顺路过来借电话一用。”
经理忙说：“这可巧了，昨日这台电话也出了问题，不过已经让师傅修好了。”
连办事处都被监听了，当真是全方位监控。
他成了一座孤岛，四下无援。
连着几天放晴，蒲郁没机会遇上撑伞的先生。星期四的晚上，她帮正忙着的师父接电话，听到了他的声音。
“你好，我找莲生师傅。”
蒲郁握着听筒，呼吸变得缓慢了，“师哥在忙，你请讲，我代为转告。”犹豫一瞬，还是补充道，“吴先生，我是小郁。”
“哦，这样啊。我想问衣服做好没有？”
“甚是抱歉，我们这个月的单子排满了，先生的衣服最快得等到四月中旬了。”
“四月中啊……”电话那边的人陷入思考。
蒲郁忙道：“是我疏忽了，之前忘了这回事，师哥可能以为我讲了，也没有提。先生等不了的话，暂且取消订单。”
那边的人一顿，“取消的话，后果你来承担吗？”
“是的，先生无须担心，以前也有过这样的事情。”
“扣你的工钱？”
蒲郁不正面回答，只说：“是我的疏忽。”
笑声从听筒传出来，更低了几分，惹得她耳朵发烫。她听见吴祖清接着说：“我只是在想，四月天穿不住羊绒料子了。”
“嗯……所以……”
“无妨，放着就放着。”吴祖清低喃，似是自言自语，“……酒会穿那套好了。”
蒲郁追问：“请问先生取消单子吗？”
“小郁。”
“在？”
“叫二哥。”
蒲郁心下一窒，仿佛听筒漏电，滋滋冲进指尖，贯入脉搏。
半晌，她吞吞吐吐地挤出一句，“我二哥过世了。”
那边的人一愣，随即轻声笑起来，又很快打住，说了句“抱歉”。电话就这么挂了，蒲郁听着忙音，怔然地在原地站了好久。
收线后，吴祖清迅速关闭旁边的通讯器，合上手提箱盖子，将其藏到地板夹层中。
若不是设法传递消息给当局，他才不会催促工期。要这通电话不令监听的人起疑，对方得与他关系简单、不太熟悉，也不能完全是不认识的号码，陌生的裁缝铺是最合适不过的。
房间的窗帘遮严实了，电话铃声响起时，吴祖清手掌动了一下，少有的被惊到且身体作出了反应。
“喂？”他把听筒夹在肩上，从置放电话的柜子抽屉里拿出石楠根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