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才会去思考‘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种高大上的问题。
对百姓来说，有的吃就不错了！
倘若刘彻没记错，他前世在河间国，甚至见过有百姓将大豆与野菜一起煮着吃，只为果腹。
更何况，如今小麦在研磨了后，口感和营养是比粟米好的。
百姓就更没有理由拒绝小麦了。
那，制约小麦推广的障碍，就只剩下一个了。
那就是小麦的种植，本身比粟米高级。
粟米耐旱耐涝，只要播种下去，基本上就不用管了。
但小麦不行，从播种到收获，农民必须时刻关注自己的土地情况。
浇水、翻地、整饬、捉虫、除草，全都要做。
而且，小麦需要深耕施肥，还需要精耕细作。
而这些，都不是那些只有一个或者两个壮劳力的普通家庭能承担得起的任务。
它需要更多的投入和更多的人力。
百姓是现实的。
当一个事情超越他们的能力的时候，他们自然不会去做。
同时，百姓也是聪明的。
当某事有利可图，而自己又有条件那样去做的时候，他们自然会用脚投票！
于是，刘彻知道，是时候调整大汉帝国的农业政策了。
第一千零八节假民牛马
汉室或者说刘氏的农业政策。
到今天为止，其实，都是依托于黄老无为思想下的民众自治。
对于黄老派来说，只要老百姓不犯法，就算他们把地球都给戳破了，也不会去干涉。
过去数十年，这个体系一直运行的很好。
事实上，再没有比这种体系更好运行的制度了。
统治者，只要划下红线，告诉老百姓：这些事情做不得，做了俺就要抓你。
然后，老百姓遵纪守法，按时纳税。
官府则负责，将那些刺头搞定。
但任何体系的运转，时间一久，必然出问题。
而中国人又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最勇于尝试的民族。
别说是汉室这一套简单的无为而治的小政府政策了。
就是秦代的时候，森严的律法，也被人玩出了许多花样。
更别提，后世那句著名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所以，汉室的体系，开始慢慢僵化，而且被地方士绅钻出无数的规则漏洞。
齐鲁地区就是典型代表。
当地地主士绅，与官府勾结，轻轻松松的就让百姓统统沦为佃户。
甚至于出现了偌大的一个济南国，全国居然只有三百户有土地的家族。
而后来，武帝朝出现的田蚡案和灌夫案，更是将这个体系的缺陷暴露无遗。
尤其是灌夫案，区区一个灌夫，靠着窦婴的庇护，居然横压一郡，郡守、郡尉都成了灌氏的走狗，百姓申冤无门，只能嚎啕大哭。
最后，倘若不是田窦争锋，田蚡拿着灌夫当突破口。
恐怕，灌氏横霸当地的情况，不知道要持续多久。
所以，武帝朝时，法家井喷，一个个用着严刑酷法和拿着地方豪强的脑袋刷政绩的官员，青云直上。
这其中，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需求的。
现在，刘彻还没把握，能在保证政治稳定的情况下，对汉室国策作出颠覆性的调整。
但，小修小补，还是可以的。
黄老无为，而无所不为。
修修补补，本就是黄老的特色。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刘彻知道，不能自己一拍屁股就做出决定。
必须进行广泛的深入调研。
然后，再找个实验地点，进行实验，评估效果，再逐步推动。
就如盐铁官营政策以及粮食保护价政策一样，慢慢推动，并不动改善，才能避免害民和残民。
况且，这马上就要大战。
刘彻可不希望，前方的将士在流血流汗，但后方的朝堂却炒成一团。
所以，刘彻坐直了身子，对商容问道：“以爱卿之见，要改变今日之困局，朝廷当如何？”
听到天子的问话，商容也振奋起精神来。
困局！
天子的这个形容词，表明天子也看到了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的后果。
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社会将出现比之前所有时代，还要恐怖的两极分化。
现在的富裕家庭，他们使用着先进的耕作工具以及先进的耕作技术。
他们用牛马来耕地，用淤泥、粪便和草灰以及从盐铁衙门买来的骨粉与化肥施肥。
他们精心照料着自己的土地。
而土地的产出，也没有辜负他们。
一亩小麦，产量是粟米的一倍半，甚至两倍多。
所以，他们能养活更多的子女，并且占有更多的土地。
而贫穷家庭，则只能继续活在旧时代，用着旧方法，种着旧作物。
久而久之，不出二十年，他们就会被时代抛弃。
国家和政府，肯定更关心和更爱护那些用一亩地产出了两亩地粮食的百姓。
他们也会获得更多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
他们的子弟，从军入伍，或者读书当官，都有可能。
而穷人呢？
依旧生活在两餐不饱，一年到头甚至倒欠地主的生活困境之中。
更可怕的是，当出现两个种植着不同作物，同时地位悬殊的群体时。
社会就被割裂了。
种小麦的，可能会觉得自己天生是高于种粟米的。
而这样的割裂，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
秦始皇帝，用了一辈子，推动车同轨，书同文，百年后的汉室，却出现了两种耕作不同庄稼，而且地位迥异的群体。
哪怕对政治再不敏感的人，都知道，这肯定要出大问题。
更何况是商容这样的精英？
所以，在发现了这个事实后，商容一直在想办法，通过种种渠道，向天子报告。
可惜，近年来，天子和朝臣们都在关注匈奴，关注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