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已经是没有取得胜利的希望时，考虑到躲避这种不利条件才是值得的。
拿破仑1812年的例子没能使我们对这个论断产生怀疑，反而使我们更坚定了这一观点。
拿破仑的这次战局所以失败，并不是象大多数舆论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他向前行进得太快、太远，而是因为争取胜利的唯一手段失效了。俄罗斯帝国是一个不能够真正被征服（即永久被占据）的国家，起码按现在欧洲各国的军队状况是征服不了它的，为了征服俄罗斯帝国拿破仑统领五十万人结果还是征服不了。象俄国这样的国家，只能利用它本身的弱点和内部的不团结才能使它屈服并战胜它。为了攻击这个政治上处在薄弱的地方，就应该使这个国家的心脏受到震动。拿破仑只能使用强有力的攻击打进莫斯科，才有可能动摇俄国政府的勇气及其人民的忠诚和坚强。拿破仑想要在莫斯科缔结和约，这也是他在这次战役中能够提出的唯一合理的目标。
拿破仑统领他的主力部队向俄军主力发起进攻，俄军主力仓卒退却，经过德里萨营垒到斯摩棱斯克才停了下来。他还逼迫巴格拉齐昂跟主力部队一起退却，并击败了这两支军队，占据了莫斯科。他在这里的做法同他一惯的做法是相一致的。他以前只是采取了这样的打法才成了欧洲的统治者，而且只有采取这样的打法他才可能成为欧洲的统治者。
因此，凡是颂扬拿破仑在从前历次战役中是最伟大的统帅的人，在这次战役里也不可以责备他。
依据事件的最终结果来评论这个事件是允许的，因为结果是对事件的最好的批判（参见第二篇第五章），但是单粹依据结果所得出评论不可以当作是人的智慧的表现。找出了一次战役失败的原因并不等于是对这次战役进行了批判。只有证实了统帅事先没有考虑到失败的这些原因，或者证实他忽略了这些原因是不对的，才能够说是进行了批判，才可以责备这位统帅。
我们以为，谁要是单单由于在1812年的战役中遇到非常大的还击就以为进行这次战役是荒谬的，假如这次战役获得胜利的结果，他又会感到这次战役是最卓绝的行动，那么他就是一个根本没有批判能力的人。
假如拿破仑果然象很多批判者所要求的那样在立陶宛停顿下来，以便首先保护要塞（事实上那里除了侧方非常远的里加之外，几乎没有要塞，因为博勃鲁伊斯克算不上是一个重要的要塞），那么，在冬天他就只能转入可悲的防御。这样，这些人大概又会首先喊叫起来：这不是以前的拿破仑了！曾经经过奥斯特里茨和弗里德兰的胜利在敌国最后一座城墙上打上征服烙印的拿破仑，在这里为何连一次主力会战也没有进行呢？他怎么会迟疑不决，没有占据敌国首都——那个没有进行设防的、准备放弃守卫的莫斯科，而让这个核心存在下去，使新的抗击力量可以向这个核心集中呢？前所未有的机遇摆在他的面前，袭击这个远方的巨人，就象袭击一个邻近的城市一样，或者就好象腓特烈大帝袭击既小又近的西里西亚一样，而他却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抓住有利条件，在胜利的中途停止下来，难道是被凶神绊住了他的双脚吗？——这些人大概就只会这样来进行评论了，因为大部分批判者的评论都带有这样的特点。
我们认为1812年的战役之所以没能成功，是因为俄国政府的统治是巩固的，人民是忠诚的、坚强的，也就是说，是因为这次战役不可能成功，也许发动这次战役本身就是拿破仑的错误；至少结果证明他对战争的估计是错了。我们以为，假如他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那么，大概基本上就只能采用这种打法。
拿破仑在东方没有象他在西方那样进行长期的，代价非常大的防御战，而是采取了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用一次大胆的出击，迫使惊慌失措的敌人媾和。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可能会遇到全军覆没的危险，这是他在这次战争中所下的赌注，是实现巨大的理想所应该付出的代价。假如说他的军队受到损伤过大是他的错误，那么，这种错误不是因为向前行动的太远（因为这是与他的目的相符合的，是一定要这样作的），而是因为战役开始得太晚了，因为采用了浪费人力的战术，因而在为对军队提供的给养和后退路线上考虑得不够周全，最后，还因为从莫斯科撤离的时间稍微晚了一些。
俄军为了完全阻挡拿破仑撤退曾在敌之前赶到别烈津河，这并不可以作为有力的论据来批驳我们的观点。理由如下。第一、这一点恰好证明，要确实断掉敌人的后路是如此的困难，被切断后路的敌军在最不利的情况下最后还是闯出了一条退路，当然，俄军的这个动作确实增加了拿破仑的失败，但这并不是拿破仑失败的根本原因。第二，可以用来增加敌人的失败的地理条件是不多的，既使没有横亘在大道前面的别烈津河的沼泽地，而且四周不是茂密的森林和通行的艰难，要切断法军的退路就越发不可能了。第三、为了防止退路被敌人切断，只能让自己的军队在限定的宽度上行进，这种办法我们在以前就已经驳斥过了。假如人们采取这种办法，让中央的部队向前推移，让左右两边的部队作掩护，那么，某一边的部队的任何一次失利，都会迫使行进较快的中央部队急速调转回头，在这样的情形下，进攻还能有什么好处可以带来呢？
我们决不可以说拿破仑没有考虑对两翼部队的掩护。为了对付维特根施坦拿破仑留下了优势的兵力，为了围攻里加要塞他动用了一个兵力合适的军（这个军在那里简直是多余的），他在南方有施瓦尔岑堡统率的五万人，这支军队超过了托尔马索夫的兵力，甚至能够与契查哥夫的兵力相对抗，此外，他在后方的中心地区还有维克多统率的三万人。——甚至在11月，即在俄军已经得到加强，法军已经大大减弱的决定性时刻，在进入莫斯科的法国军团的背后，俄军的优势还不是很大的。维特根施坦、契查哥夫和萨肯的兵力总共为十一万人，而施瓦尔岑堡、雷尼埃、维克多、乌迪诺和圣西尔实际上也有八万人。即使是最慎重的将军，大概也不会在行进时派出更多的兵力去保护自己的翼侧部队了。
拿破仑在1812年渡过涅曼河时的兵力是六十万人，假如他带回来的不是同施瓦尔岑堡、雷尼埃和麦克唐纳一起退过涅曼河的五万人，而是二十五万人（假如拿破仑没有犯我们以上所说的那些错误，这是可能的），那么，即使这次战役仍然是失败的战役，理论也就不可以对此有所非难了，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下损失的兵力超过总兵力的一半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假如这个损失会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那也只是因为损失的绝对数量很大的原因。
有关主要行动、它必要的发展方向及其不可避免的危险，我们就说这么多。至于次要行动，我们首先需要说的是：几个次要行动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但是这个共同的目标不可以有碍于每个部分的活动。假如有三支军队分别从上莱茵地区，中莱茵地区和荷兰进攻法国，共同的目标是在巴黎会师，假设每一支军队在会师之前都想尽力完整地保护自己的力量而不去冒任何危险，那么，这样的计划我们认为它就是有害的计划。按照这样的计划去行动，三支军队的行动一定会互相牵制，因而每个部分行动时都会出现迟缓、犹豫不决和畏缩不前的表现。比较好的方法就是给每支军队规定一定数量的任务，直到它们各自不同的行动自然地汇合成一个整体时再把它们统一起来。
把军队分作几个部分，行军几天后再把它们集中起来，这种做法似乎在所有的战争中都出现过，然而，这种做法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假如要兵分几路前进，就一定要知道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对这个为什么的解释一定要有充足的理由，不能象跳四组舞那样只是为了今后的会合。
因此，当军队向不同的战区发动攻击时，一定要给各支军队分配各自的任务，各支军队的打击力量必须把完成自己的任务作为目标。这时，重要的问题是要从各方面发起这种打击，而不在于每个部分获得相应的利益。
假如敌人的防御与我们预想的不相符，因而我们的一支军队因为任务太重而遭到了失败，那么，这支军队的失败不应该也不可以影响其他军队的行动，否则，我们在战斗初期就会丢掉取得总的胜利的可能性。只有大部分军队已经失败，或者主要部分已经遭到失败的时候，其他部分才可以而且一定会受到影响。在这种状态下，整个计划也就失败了。
对于那些原来担任防御任务的在防御任务完成之后可以转入进攻状态的军队和部队来说，假如不可以把剩余的兵力转移到主要的攻击地点去（这主要决定于战区的地理位置），那么这条规定也是适用的。
然而，所有进攻的几何形式和统一性在这样的情形下，又将会是什么样呢，与被击败的军队相邻的各支军队的旁翼和背后又会是什么样呢？
这恰是我们主要要进行驳斥的问题。把一个大范围的攻击与一个几何学上的四方形粘在一起，这就掉进了错误的理论体系。
我们在第三篇第十五章中已经说过，几何要素在战略上不如在战术上那么有用。在这里，我们只想重复一下前面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每个地区真正取得的胜利，而不是每个胜利逐步形成的几何图形，在攻击中特别是这样。
在战略的辽阔范围内，每个部分的几何位置肯定需要全部由最高统帅来安排和决定，任何次一级的指挥官都无权过问他的友邻部队需要做什么和不需要做什么，他们只能依据统帅的指示无条件地去实现自己应该追求的目标，这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都是坚定不移的。假如因为这个原因造成了非常的不协调，那么，上级指挥官一般是能够及时的采用补救办法的。因此，分散运动所造成的主要弊病是能够避免的，这个主要弊病就是：制约事件发展过程的不是真实的情况，而是很多疑虑和假设，每个突发事件不只是影响到与它直接相关的那个部分，而且同时还会影响到全部，次一级指挥官个人的弱点和个人的敌忾心具有非常宽阔的活动余地。
我们认为，只有在人们还没有彻底地、仔细地研究过战史，没有把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事物分别开来，没有考虑到人的弱点的整个影响的时候，才会感到上述观点是不合情理的。
凡是具有战争经验的人都认为，要在分成若干个纵队进攻时只是依靠每个部分的统一指挥来取得胜利，这在战术范围内就会相当困难，如果要在各大军队中距离比较远的战略范围内，就会更加困难或者根本是不可能达到目的了。假如各个部分始终保持步调一致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采取分兵进行的战略进攻就应该完全予以放弃。但是，我们也不能随意地完全否定这样的进攻，因为我们无法进行改变客观情况可能迫使我们必须采取这样的进攻，另一方面，即使在战术上，各个部分在实际作战过程中也不可能做到经常保持步伐一致，至于在战略上，正如上面所说，也就更没有必要了。因此，在战略范围内，完全没有必要去重视各部分是否经常保持步伐一致的问题，更应该坚持给各个部分分配各自适合的任务。
在这里，对于对如何恰当地分配任务还要作一点重要的补充。
1793年和1794年，奥地利的主力军队在尼德兰，普鲁士军队的主力在上莱茵地区。奥军从维也纳挺进孔代和伐郎兴时，在行进途中曾同由柏林出发到兰道去的普军交叉而过。奥地利在尼德兰虽然可以守住它的比利时各省，而且还可以去攻占领法属弗郎德勒（如果它需要的话），但是，这些好处在当时并没占据主要的地位。考尼茨侯爵死后，奥地利大臣土古特为了要集中兵力而完全放弃了尼德兰。的确，奥地利人到弗郎德勒要比到阿尔萨斯差不多要远一倍，在兵力受到严格限制，一切都要靠现金维持的时代，他这样做决不是一件无关仅要的小事情。但是，土古特大臣显然还存在有其它的意图，他想把尼德兰置于危险的境地，从而促使同尼德兰和下莱茵地区的防御有千丝万屡连系的国家（如荷兰，英国和普鲁士等）作出更大的牺牲。然而他的算盘打错了，因为当时的普鲁士政府是肯定不会受骗的。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自始至终证实了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对战争胜负会起到相当大的影响。
普鲁士在阿尔萨斯不仅不存在要防守的，也不存在着有什么要夺取的。1792年，普军曾经在骑士精神的鼓舞下经过洛林向香槟进军，但是，当局势对这次进军出现不利的现象时，普鲁士继续参战的念头就已经减少了一半。如果普军是处在尼德兰，它们同荷兰是有着直接的联系的，它们完全把荷兰当作是自己的国土，因为普鲁士曾经在1787年战胜过荷兰。普军在尼德兰就可以防守下莱茵地区，从而也就是保卫了普鲁士王国最临近战区的那部分国土。同时，普鲁士在这里也可以充分得到英国的援助，它们之间的同盟关系是十分巩固的，而不致那么容易地变成普鲁士政府的诡计（象普鲁士政府后来实际上做的那样）。
因此，如果奥军主力埋伏在上莱茵地区，普军的全部兵力设置在尼德兰，而奥军在尼德兰只剩下一个普通的军的话，那完全可以得到更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