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疾控中心还想挽留我,但我在那里的日子已是如履薄冰。头一年,我因为解决巴尔的摩到圣何塞的流行病案子得了些荣誉,但这份荣誉到现在已是荡然无存。再有,我主动推掉了一次与上司们开会交流的机会——那次亚特兰大的会议本该对我的事业大有帮助——之后我就越混越惨了。从严格意义上讲,我那会儿是擅离职守,因为疾控中心和公共卫生部与它们的老东家海军还有些牵连。一场风暴横扫过来,我的头儿联系上正在度假的我,他向我摊牌:如果还想要自己的事业的话,立马搭下一班飞机回东部。我返回亚特兰大呆了一天,之后又飞回加利福尼亚度完假期。
在那之后,作为流行病情报所的官员,我任内余下的活儿杂七杂八,这些活儿或稀松平常,或让我感到兴奋。除了案头工作,我在安哥拉呆了三周,帮助处理那里的马堡病毒。我查了一整周的数据库资料,又在接下来的一周用110华氏度的漂白剂给尸体喷雾消毒。生活又翻开了一页,是吧?我两年任满,确实又像是要转运了。我工作调动的问题好像进展不错,除了亚特兰大的工作,有不少我感兴趣的职位,也有不少人希望由我来填补这些空缺。然而,那会儿政工部门正在抨击疾控中心,那伙人很狂热,顾不上真相。改报告,把科学政治化,尽说些废话。科学家和流行病学家通常不喜欢撒谎和被人操控,所以他们在疾控中心的日子越来越难。我有一位朋友,她报告中的关键数据给删除了,为此她递交了辞呈——她的数据证明,教孩子使用避孕套对防止luàn • jiāo毫无作用。我紧随其后也辞了职。我不能容忍愚蠢的言行,它们会让政府雇员麻烦不已。
我的个人生活也不太顺。我不能说它很糟糕——实际上,对我这样一个约会姑娘的平均成功率大概在两位数出头的小伙子来说,它是相当不错的。我与布鲁克在海边风花雪月了一个月,之后我回到亚特兰大,她则继续留在加州,她供职于圣克拉拉市的公共卫生局。我们分居两地,这样的日子过了差不多一年。我十分之一的薪水都花在飞来飞去的机票上了,可见我对这个女人的感情不薄。刚刚辞职时,我想劝布鲁克搬家。哪儿都行,我求她,就是别呆在北加州。加州湾是这地球上我最不想呆的地方,就是巴格达也比它有吸引力。如果硬要我搬到那该死的地方,我宁愿选择东南部。旧金山人满为患,想到这点我就头疼。但是布鲁克已经在那儿安顿下来,因此,在和那白痴律师吵架前一个月,我搬到了西海岸。没了工作,没了自己的住处,我搬过来只是为了爱。
这也许又错了。
“你今天打算去看房子吗?”布鲁克问我。
她站在客厅拱门处,抱着肩,健美的身材,一头金发束成马尾垂在脑后。她上身穿着白色紧身T恤衫,下身着棉质内裤,没穿长裤。她看上去很性感,而且很生气。
“问的真是时候,布鲁克。”
“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去看,”她说,“你都在这儿住下了。”
我在枕头上转了下脑袋,脸朝向客厅的墙壁,那儿靠墙堆放着些盒子和生活用具。我所有的家当都在这儿了,“还是把它们打包回东部划算。”
“我没让你离开加州,只是让你别住这儿,这里,我的房子里。你明白我的意思。”
“亲爱的,我没住这儿。除非你认为浴室里有我的牙刷就算是我住这儿了。”
“纳特……”
“布鲁克……”
她在沙发尽头的椅子上坐下,我实实在在地欣赏着她的内裤。她发现了,然后跷起二郎腿。
“好吧,”我说,“对这次变动我可能还是有点不适应……”
“有点不适应?你已经得罪了我半数的朋友。”
“另一半关系不是更铁了吗,布鲁克?”
“上帝啊,这次你能不能不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