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萨·卡穆奇的简陋入不了露特的眼，她从来就没有在那里长住过。而对于黑塞来说，离开堤契诺便意味着创作的枯竭。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无奈地感叹，“让一个作家忘记自己的使命是何其艰难！”
于是黑塞只能忘记爱情。一九二五年，黑塞与露特黯然离异。之后，堤契诺的小城街头便多了一个流浪者，酒吧多了一个不醉不归的常客——只要经济允许，他甚至已不再拒绝垂手可得的露水姻缘……那种狂野而麻木的状态，再忠实不过地记录在小说《荒原狼》中。
从宿醉中醒来，黑塞照例还是会到山上散步，画他烂熟于胸的景，想他永远想不清楚的事。他的小说愈来愈深入心灵，看他那时写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耳边能听见有纸一样的东西一下一下撕裂的声音。那时侯，他很少写《畅饮秋之森林》这样色彩斑斓的诗，实在闷了就给好朋友托马斯·曼（ThomasMann）写信，或者到邻居马里奥的酒窖里讨葡萄酒喝。
最终把黑塞从孤独中拯救出来的是他的第三任妻子尼侬·多尔宾（NinonDolbin）,只有她知道黑塞需要怎样的生活。她没有搬到卡萨·卡穆奇，但她至少愿意在堤契诺安家。此时，一年老似一年的黑塞也开始认真考虑在堤契诺买下一幢房子，有完备的暖气，这样他就不必到别处去过冬了。一位富家朋友慷慨解囊，最终促成了这件事。
新房子是黑塞自己设计的，山坡上有一千一百平方米的土地，可以让他翻土、种花，享受渴望了许久的“田园之乐”。
只是，挥别卡萨·卡穆奇，黑塞还是忍不住要难过。他特意赶画了几十幅水彩，似乎是想把这里的记忆一口吞了去。在散文里，他对卡萨·卡穆奇的追忆痛切而伤感：“……这十二年，改变的不只是我的生活，还有这房子，这花园。花园中那株我毕生所见的最大的南欧紫荆，在某个秋夜，成了狂风的祭品；有人趁我不在，砍去了小阳台上的那株白色的木兰；还有一次，我从苏黎世返回，有人竟然用砖墙将旧大门封了起来，我一下子失了神，如做梦般徘徊在门前，找不到进去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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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夫的美丽与哀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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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感受如此逼仄地拥挤一起，我想，这样的五分钟我这一生一世都不会很多……”这是弗吉尼亚·伍尔夫1919年7月1日的日记，其时，她和丈夫伦纳德·伍尔夫刚用七百英镑买下了苏塞克斯郡罗德梅尔的“僧屋”，一时百感交集，连文字也有了呆气。
“僧屋”占地约四分之三英亩，据说十五六世纪曾是僧侣的避难所，式样简单到通透：两层砖石结构，立面长且矮，房间狭小——因为当初要应付“僧多房少”，所以多是些因陋就简的隔间，是彼此相通、须穿过前一间方能打开后一间的那种；厨房破落得不成样子，房里没有壁炉、澡盆、厕所，不供应热水；冬天屋里极冷，即便后来经过了装修，床头仍有老鼠爬来爬去。
却也因了这屋子的老旧与隔绝，空气里弥漫着常年禁欲后的洁净，分明有故事，却是孩子般的坦白痴纯，反让你不忍去探究了。弗吉尼亚喜欢那具式样古怪的烟囱，喜欢盛圣水的壁龛；花园是更不消说了：荒疏得久了，石楠与矢车菊全没心没肺地痴长，不讲和谐错落，只一味的热烈与颓唐。站在园子里往外看，视线里柔柔地框出远处山坡与树林的轮廓，不真切，倒像是滚了一道毛边。
伍尔夫说，“僧屋”是一条船，载起她浮在醉人而忧伤的写作的浪潮之上，任她漂流一世。
迷失于词藻
每天早晨八点半左右，伍尔夫照例要去依傍着花园围墙搭建的小木屋里写作。照她的话说，她是“径自去那浪漫的居室，一路上穿过乱蓬蓬的草，地上结着霜，硬得像砖”。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是铁定无人侵扰的。她喜欢用淡蓝色的纸，蘸绿墨水，字是极小极密的，笔划清晰有力，却铺排得紧张，像织得过于精细的蛛网。
自从有了小木屋，伍尔夫彻底改了写作习惯。过去，她一向是站在那种高高的、建筑师用的桌前奋笔疾书的，有点像海明威的风格。搬入新居以后，座椅有了用武之地，顶多在文字实在赶不上意识的流向时，伍尔夫才会站起身，把桌椅挪一个方向，换一个角度看看窗外。
又或者，彼时，三十七岁的伍尔夫真的已经到了站不动的年纪——看她的照片，少女时代脸颊还是盈润的，飞着淡粉色，一过中年，依然是那样精致的、有雕塑感的五官，却凹陷得厉害，一色的象牙白，眼睛里空洞洞的，连悲意也无。
随着年事渐长，伍尔夫已经越来越疏于着装打扮。才搬进“僧屋”不久，她就在日记里写道：“我现在不怎么关心头发、穿衣之类的‘大问题’；我已经甘于粗劣的衣着了。”不过，这样一来，当年伍尔夫父亲的好朋友、大文豪亨利·詹姆斯对她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倒是显得比原先跟贴切：“弗吉尼亚优雅而迷人，洋溢着素朴之美。”
一日日老去的伍尔夫，把自己的岁月如银屑般捣碎、榨尽，那银屑被“僧屋”的风景激活了，便熬出这样的文字：“米兰达躺在苹果树下的一把长椅上。她的书坠入草丛里，她的手指似乎仍指向那个法文句子‘这确乎是一个女孩子的笑容会比别处明媚的国度啊……’仿佛她就在那里跌入睡乡了。”（短篇小说《果园》，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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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夫的美丽与哀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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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早期的《远航》、《夜与日》和《邱园记事》，伍尔夫的其他作品都是在她搬到“僧屋”以后问世的。“僧屋”对于她写作轨迹的影响力，不亚于当年圣伊弗斯康沃尔村的“塔兰德屋”——那是伍尔夫的父亲、《英国传记辞典》的首任主编莱斯利·斯蒂芬爵士在她出生前买下的消夏别墅，是弗吉尼亚儿时的伊甸园。在那里，她可以天天看着“海浪高高地涌起、迸碎，在海滩上撒开一层薄纱似的水花，发出叹息般的声响。”也奇怪，搬进“僧屋”以后，这里的静谧素谈倒作了绝佳的衬底，关于“塔兰德屋”的记忆在这样的背景上显得格外清晰，和着遥远的浪花的混响，重又鲜活起来——从《到灯塔去》（1927）和《海浪》（1931）里都找得到“塔兰德屋”的影子，而这些作品都是在“僧屋”里写成的。在一部晚年的回忆录中，伍尔夫多次提到在“僧屋”里写作的感受，这一次她把自己也比作一条“多孔、渗水的船，浮于情绪感受之上；又如一只敏感的盘子，沐在看不见的光束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