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次在督办处递说帖，携银五万，至京打点，营干办铁路，昨竟敢托人以字画数十件餂余。记之以为邪蒿之据。”（乙未年（1895）五月廿一日日记。）
刘鹗认为有利可图，竟以五万两银子和数十件字画作敲门砖，还向时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的翁同龢行贿，企图“承包”铁路工程，怎奈翁同龢不念同乡之谊，不为重金所动，刘鹗的这笔大买卖才没有做成。
刘鹗的做派，颇具启示。在他没有机会踏足官场时，他嘲讽官场最力。在他没有机会腐败时，他抨击腐败最力。一旦有了机会，他的钻营功夫可一点也不落人后。那时候，承揽工程同现在一样，也是个来钱极快的肥差。
今日之我的所作所为，正是昨日之我所激烈反对的。盘圆则水圆，盂方则水方，位子决定脑子，古今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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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的退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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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的乐师师旷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左传·襄公十四年》）话里的意思是管理和生养百姓不使其迷失良善的本性是君主的职责。当时一个国家的规模同后来的一个郡差不多，有的甚至仅等同于后来的一个县，君主临民，大概还不会有太过于吃力的地方。到始皇帝扫平六国，一匡天下，舍封建而行郡县，天下于是成了一家一姓之天下，若再由君主一个人来治理，就变得不大可能了。汉承秦制，所以《史记·孝文帝本纪》才会有“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的提法。
由君主牧民到由官吏牧民，粗看似乎只是个管理权转移的问题，细究这其中的奥妙变化，对小百姓的命运之影响却大不一样。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小百姓原本就是君主的私有财产，由财产所有者直接司管理之责，因为财产的损益直接关系到所有者的切身利益，靠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等手段来获取短期收益自然是一个高明的经营者所不屑为的，他得考虑可持续发展等较长效的问题。李世民就曾教导太子李治说：“（马）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不尽其力，则可有马也。”（《自鉴录》，意思是民众如牛马，不竭其力，才能保证源源不断的赋税收入。）明太祖朱元璋也同样教导太子朱标要体恤民力。饭不可一代人吃光吃尽，“但保方寸地，留于子孙耕”，当君主的都得保证自身乃至子孙后代都会有一个可期冀、可保障的收益。所有这一切，均要求他必须做长期的规划而不能着眼于短期利益。
而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更不可能完全重叠，这就意味着有些代理人的出轨并非不可能。有些代理人可能会通过努力工作来获得委托人的嘉奖进而提高收益并确保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有些代理人则会靠贪渎手段直接获取收益进而确保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后者之所以这么做并非毫无道理，直接动手毕竟比别人的赏赠要来的快且方便。
清人的小说《明珠缘》，描写了一位姓冯的道台和一位姓程的中书冲突的故事，前者是一位很尽责的官吏，后者却是一位司牧制度的破坏者，一位奸贪之徒。小说第九回说到污吏程中书激发民变，众商民在冯道台的鼓动下，将他的座船打碎，金银礼物扔的扔，丢的丢，一时散尽，最后还把这个贪官用绳子捆了。事件过后冯道台去见顶头上司。抚院问他：“贵道鼓大勇以救商民，固为盛举，但如君命何？”他说：“本道为民司牧，岂可任虎狼吞噬？”
冯道台说话的口吻很像一个尽心尽责的牧场看护，殊不知程中书同他一样，也是一位负有司牧之责的朝廷命官，并非野地里跑出来的兽类。
我们依冯道台的意思，姑且把负司牧之责的官吏比作牧羊之犬，而把散居于四海之民比作羊，这么一来，一个颇为奇怪的公式便会显现出来，进而颠覆我们的惯常思维。那便是：导致一个王朝最终覆没的，并不是由于羊的普遍进化，进而自觉地摆脱身上的枷锁。而是因为犬的退化变质，也即原先的牧羊犬已普遍退化为吃羊的狼，就像小说中的程中书，羊们不胜其吃，只得揭竿而起。
所以说犬的退化问题，才是危及王朝统治者们的心腹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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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循环规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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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据说参加过元末的农民战争，应该是亲身经历了元政权的倒台和明朝的建立，对王朝更迭算是有比较切实的感受。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的开篇，用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来概括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