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对于她来说，到底是遗憾更多一点，还是不甘更多一点。
这一切都太过于戏剧性了，以至于显出一些荒诞来。
她原本已经打算回临大继续做科研了，学校的研究院至今为她保留着空位。
那时她已经提交了申请，各种资料都已备办齐全，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我记得那时徐教授常常提起她，眸光熠熠地说等小七回来，就把家里的旧房子给她住，她现在结婚了，有了爱人和孩子，就不能随便对付了，学校的安置房很小，住起来拘谨。
徐教授还给孩子买了衣服和玩具，要当做见面礼。
师母嗔怪着：“究竟你是老师还是她是老师啊？”没见过这么殷勤的老师。
虽则这样说，师母却也知道徐教授只是惜才，像沈寒栖这样的苗子，可遇不可求。
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好似命运总在捉弄她，临行前的一个月，她在部队的丈夫因公殉职了，骨灰送回家乡，她捧着骨灰盒静默无声，没有痛哭，也没有崩溃，她平静地完成了交接，然后徒步二十公里上山，将骨灰埋在了向阳的山坡，那里很高，高到夜晚仿佛伸手可以触摸到星星。
因为她丈夫喜欢星星。
下葬后，她在那里待了一天一夜，然后终于失声痛哭，她对着山崖撕心裂肺地叫，声音穿透荒野，却穿不透命运。
据说很多人一度害怕她想不开，她和自己的丈夫渊源极深，两个人错过无数次才走到一起，他们结婚，生了个可爱的女儿，这一年他提交了转业申请，沈寒栖打算回临大继续科研，一切似乎在慢慢变好，可却在一瞬间被打碎。
我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我问了除沈寒栖之外的很多人，没有人确切知道，只知道沈寒栖很快就调整好了自己，她继续教书，带女儿，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只是跟老师道了歉，说自己无法回去了。
她不想把丈夫一个人丢在这儿。
这很荒谬，我一直这样觉得。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为了一个已故的人守在穷乡僻壤。
那时徐教授甚至骂过她，问她是否把人生当儿戏，问她是不是要因噎废食自暴自弃，甚至质问她：你觉得你丈夫会愿意看到你这样吗？你原本可以有更辉煌灿烂的一生。
她没有回答，只是也没有回去。
徐教授清晰地表达过自己的观点：沈寒栖，你让我很失望。
那一年教授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却依旧坚持要坐飞机来当面和她当面交流，只是刚下飞机身体就出了状况，直接送去了省医院。
沈寒栖搭车去看望自己的恩师，暌违多年，两个人都变了许多，老师更显得苍老了，沈寒栖褪去了稚嫩，眉宇间的桀骜也散了些，多了些深沉和内敛。
师徒两个都不是多话的人，一个倚靠在病床，一个坐在陪伴凳上，两个人面面相觑相顾无言，一个恨铁不成钢，一个愧疚但固执。